于丹:不迎不逆20年│二十年二十人

《新周刊》创刊20周年系列报道之二十年二十人·于丹

口述/于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记者/邝新华  

1996年8月，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讲是一个大日子，因为即将来临的9月开学，我会做北师大艺术系1996级的班主任。我拿到了这些孩子高考的档案后，给他们一一分类，然后努力做一件事：记住名字旁边的这张照片。我希望当孩子进来的时候，我可以叫出他的名字来。不过，这真的很难，那是老大老大一摞陌生孩子的面孔。

那一年，我对成为班主任充满了憧憬，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最幸福的状态就是有憧憬，让你觉得这个未来虽然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你是那么渴望遇到这些人，跟他们一起去走那条不确定的路。

于丹。摄影：阿灿/新周刊

我有过一个年级叫做“自己当班主任的年级”

迎新那天，我还记得他们一个个走进来的场景，还有我跟他们打招呼时，他们错愕的表情。就在去年9月6日，我又一次站在京师广场迎新，我们1996级的群里，跳出来当年生活委员李勐的一个信息，他说：“19年前的今天，是我19周岁生日，我走进北师大艺术系的那个小院，于老师抬头说‘小李勐生日快乐’，这个场景我一直记了这么多年。”而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迎新的那一天，王兴艺进来的时候穿着一件红色的套头的篮球衫。这个山东小伙子满脸通红地说，他的户口本忘拿了，所以当天他要坐火车回山东老家取户口本。那天，湖北省女状元梅秀琴进来时，是个大脸盘的朴实女孩，穿一身蓝色大翻领运动衫，后面还跟着爸爸。我们的班长阿言，现在他的笔名叫阿言，当年我管他叫张蓬，是一个河南考生，他很矜持地靠在墙边站着，还不让他的爸爸进院子。

我还记得女生班长徐晓菲那张娃娃脸，澳门考生范世昌进来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不懂，后来李勐告诉我说，老范居然像地主一样把钱都压在枕头底下，因为他不认识银行不知道怎么存钱。1996年我当班主任的那个日子，我跟他们相遇时，对上了每一个孩子的名字。

后来，我跟他们一起过了四年的日子，每一周都去给他们晚点名。

于丹在扬州讲座。

有一次，我摔断了脚腕子上两根骨头，我们班男生把我背到医院，在那里打着石膏度过了漫长的日子。那段时间，他们在宿舍唱歌录磁带，每天抱去一摞给我听。那时没微信，没MP3，我们班18个男生，熄灯以后闷在一个宿舍里，齐声无伴奏，吼出张学友的“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后来，他们还问我：你究竟是哭着听还是笑着听呢？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大群，1996级的人都在里面，大家在一起臭贫臭贫的，可以互相调侃，可以说黄段子，可以人身攻击，可以随便揭短，说当年的丑事，别人不知道的隐私……我基本上已经找不着老师的感觉了。

这一切就是岁月，走到今天我回头看这20年，对一个教师来讲，有过一个年级叫做“自己当班主任的年级”，这是刻骨铭心的职业记忆，是我1996年8月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是我妈妈的女儿和我女儿的妈妈

另一件影响我人生的事发生在十年前，这件事来得太突然。2006年十一长假，我在中央电视台讲《论语心得》，一下子从大学老师、班主任，变成大众传播平台上的人。当时我坚持不承认这种身份转换，我认为一切都没有变，因为在后来的十年里，我还一直在教课，我的单位也没有变。

于丹登上百家讲坛讲《论语》后，国内掀起了一股“《论语》热”。

走到今天回头看，应该承认有些东西是在变的。当一个人在镜头底下面对大众，你心中说没改变，也是一种抗拒。走到今天，要让我说生命中的变化，我只有4个字：不迎不逆。我既不格外地去逢迎、去追捧一个现在还不属于我的机会，也不会逆反、不会排斥，说这个来了我不喜欢，我有多么清高。不迎不逆地走过流光，一切来临的和远去的，就如《菜根谭》说的：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

这20年间，也有遗憾——我送走了我的父亲。生老病死，本是我们能接受的。然而，作为一个独生女，到我父亲去世，他都没见到我的孩子。今天，我女儿长成一个长胳膊长腿的小少女，她在弹钢琴时，她在踢足球时，她在家里头帮大人包饺子时，我妈妈在旁边常常喟叹的一句话是：哎呀，你姥爷要是看见，得多高兴啊！

人生没有重来，人在年轻的时候总是在想，我怎样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成为一个被社会接受的角色。我那时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好老师、好班主任。我与《新周刊》相逢时，老封给我做《总编访谈录》用的标题是“我是我妈妈的女儿和我女儿的妈妈”。因为人走过所有角色之后，完成的那个生命的确认，是最朴素的，你不过就是妈妈的女儿和女儿的妈妈。当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那种无法弥补的遗憾油然而生。我结婚十几年之后才要孩子，如果我想要的话，早就可以要了。但那时我们人人都想成为角色，出去的路很远，回来的路却真的很难，当一个人能够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才可以正视生命的遗憾。

于丹寄语《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