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自序:我写散文

北大清华讲座2018-06-17 16: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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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抗日战争中度过的。1937年,我小学五年级,十三岁,抗战爆发,学校关闭,我就在家种地。我从八九岁起就跟着大人下地了,所以我这时已差不多是一个全劳力了。


在整个抗战期间,我的三舅父被日本鬼子活活打死了,我与我母亲赶去救他,把他从树上放下来,但早已断气了。我的堂房姑妈为保护她的女儿,被日本鬼子砍成四块,还开膛破肚。我自己躲在一个大草堆里,躲得很深,鬼子用刺刀捅了两下,没有捅着,就走了,我总算躲过了一劫。到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我已二十一岁,在无锡孤儿院小学教书,我亲眼看到了中国军队进入无锡城,举行接受日本人投降的受降式。那时我军军容壮盛,真觉得扬我国威。


我从抗战开始一直到日本投降以前,一直是在农村种地放羊,所以江南农村的活我全部能干,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八年抗战中,除种地放羊外,我主要是靠自学,也确实读了不少书,连作诗也是这时开始自学的。


1945年秋,我考入迁到无锡的苏州美专,但几个月后美专就迁回苏州沧浪亭了。我因无钱,只好失学。老师、同学都为我惋惜。


1946年春,无锡国专开始招生,我又去考试,一下就被录取了。这次经我大哥的努力,又经亲友的帮忙,我终于正式上了无锡国专本科,1948年12月毕业。1948年上半年,因躲国民党的抓捕,我是在上海分校读的,故教过我的老师更多,如校长唐文治、教务长王蘧常、钱仲联、冯振心、朱东润、童书业、俞钟彦、吴白匋、周贻白、顾佛影、陈小翠、张世禄、顾起潜等等,都是第一流的学者,当时钱穆先生也曾来讲演过。1954年,我调到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后,更认识了不少北京的学者,像谢无量、郭沫若、唐兰、游国恩、何其芳、吴恩裕、吴世昌、叶圣陶、张伯驹、俞平伯、王伯祥、赵朴初、张光年、冯牧、林默涵、周扬、王利器、吴晗、翦伯赞等等,都是到北京后认识的。以上这许多校内校外的先生,给予我的指点,是我毕生难忘的。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二十年,从1954年到1975年,那时解放初期,整个的社会思想比较“左”。我上的课,一直受到学生的欢迎。教研室开始派人听课,也给了较好的评价。但我发表了文章,却常常受到教研室主任的批评,说我是名利思想,而他自己却不讲课,也不会写文章,就是不喜欢看到别人写文章。所以当时我不大敢写文章,怕惹来麻烦。但我主编的《历代文选》出版(1962年),却得到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的赞扬,因此,吴玉章校长特意召见了我,告诉了我此事,还签名送给我他的文集,这给我很大的鼓励。我写的长篇序言——《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也得到北京出版社的单独成书发行。


我当时,是非常认真地向老一辈的学者、我的老师和学术界的前辈学习的,我觉得只有虚心学习,才能弥补自己的不足。所以我读书和备课,每天都到深夜两三点,数十年如一日,这样才使我能跟上当时学术界的队伍。


1975年,我五十岁,从中国人民大学被借调到国务院文化组,后来又正式调了过来,这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点。那时袁水拍是国务院文化组的副组长,他与我商量,他说应该做点有实际意义的事,我建议校订注释《红楼梦》。因为《红楼梦》自乾隆五十六年和五十七年的程伟元、高鹗排印本以来,从未有过认真的校注本。水拍同志就向国务院写了报告,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从那时起,我就与许多调到组里的朋友如李希凡、吕启祥、胡文彬、蔡义江、朱彤、张锦池、沈天佑、林冠夫、孙逊、应必诚、曾扬华、刘梦溪、陶建基、丁维忠、周雷等一起,专心致志地研究《红楼梦》,写了有关《红楼梦》的多种专著和学术论文,还发现了前人从未发现过的不少新史料,也发表了多篇(部)有突破性的学术论文和专著。


为了校订和研究《红楼梦》,我重视作历史调查,所以我们去南京、扬州、苏州、杭州等地调查多次。为了征求校订本的意见,也向全国各地调查,特别是南京、扬州、苏州,我各去了多次。我的多篇记游扬州的散文,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从小就喜欢散文,古典散文和语体文的散文都喜欢,抗战失学后我在家里读了不少书,包括散文书,如朱自清的散文、叶

圣陶的散文、冰心的散文等等,我都喜欢读。我还喜读古人的散文和诗词,如《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古诗源》《白香词谱》《宋词三百首》,还有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浮生六记》,我都特别喜欢。还有史震林的《西青散记》《西青笔记》《华阳散稿》等等,特别是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更是常常手不释卷,差不多把它们都读熟了。


《红楼梦》校注完成后,我继续做《红楼梦》的研究工作。1986年我开始了中国大西部的研究,二十年内我连续去了新疆十次,三次上4900米的红其拉甫和4700米的明铁盖达坂山口,两次穿越“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一次穿越了米兰、罗布泊,到了楼兰;再从楼兰出来,再穿罗布泊,东行到龙城、白龙堆、三陇沙入玉门关到达敦煌。二十年来,新疆我去的地方还有很多,如吐鲁番的交河古城、高昌古城,我都去过不下六七次。和田、库车等地,我也都去过不下六次。我还多次去甘肃的张掖、武威、敦煌等地,还上了祁连山的马蹄寺和金塔寺。我还到了古居延海、黑水城、肩水金关。也去了宁夏的贺兰山,参观了双塔寺等名胜。总之,我在研究《红楼梦》和其他历史问题的时候,遇到了重要的特殊的历史问题,首先就要作实地调查。可以说我的学术研究和散文写作都是调查的结果。


河北涞水县的五庆堂曹氏墓地和怡亲王墓地也是这样调查出来的。因此我除写了不少历史调查文章外,也写了一些游记式的散文。

特别是关于项羽之死,我二十年间,前后去九里山、鸿沟、垓

下、定远、东城、乌江等地调查了多次,写出《项羽不死于乌江考》。1964年借“四清”之机,我还调查了陕西西安地区的大批汉唐历史遗迹。两次上华山,一次上终南山,还找到了杜甫当年所居之地。


但调查只是一个方面,调查的结果,首先是要与古文献记载相对证。我的方法是文献记载、实地调查,加上地下的考古发掘,这三者的结合,才能证实一个历史问题,这样你做出的结论就有较大的可靠性了。


我对吴梅村墓的调查、曹子建东阿鱼山墓的调查,还有《浮生六记》作者的妻子陈芸的墓(在扬州)的调查也都是如此。

所以我的不少散文,实际上都是调查的结果。当然,并不是所有散文都要这样写,我不过是说我自己的一些文章的实际情况而已,而且就是我自己也不是每篇散文都是如此写的。这不过是写散文的一种方式而已。


散文可以记事,可以抒情,也可以长,也可以短,可以说散文是最不拘一格的形式。所以,前人说:散文者,散也。这就是说散文没有定式,各有各的写法,这才能显示出文章的多彩多姿来。我自己也有其他各种写法的散文,甚至还有用散文诗的形式写的散文,还有题记式的散文。因为篇幅所限,这里只是杯水之勺而已。


2015年4月18日宽堂九十又三于六梅书屋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冯其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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