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馆】表面充斥着征税和贿赂的腐败系统，实际竟是运作良好的非正式官商机制？

官僚组织控制着高层金融的各个方面，这种国家垄断尤其体现在盐业上。从汉代起，朝廷就试图垄断盐的生产。盐是大众消费品，一旦征税，范围就将覆盖全民。然而，官僚体系不可能庞大到在每个零售点都派驻专人收税。

因此，朝廷便控制了盐的生产。到清朝时，朝廷的盐业生产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在全国拥有十一个大盐田。最大的一个，是位于扬州附近——即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两淮盐田。该盐田包括三十个盐厂，六十七万两千名工人，每年向朝廷缴纳的赋税高达四百万两银子，占全国总税收的百分之六。

一千年前，两淮盐田这样的盐田，便已完全落入朝廷的掌控之中。唐朝的榷盐使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正式官员，负责监督盐的生产、储存、运输和财务会计问题。

从皇帝的立场来看，这样的官员管理似乎存在两个弊端：

第一，它创造了一批仗着自己的专业水平，。若这些盐使是经过传统训练成长起来的文学通才，就更是如此。

第二，。如此一来，便为军事割据势力奠定了经济基础。瓜分了唐帝国的地方军头们，便严重依赖本地榷盐使的忠诚和创收能力。

然而，到了清朝，盐业的组织模式发生改变，。

盐运使都从皇帝的亲信（即由旗人或对皇帝忠心不贰的包衣家奴组成的内务府）中选任，必须要与皇帝和户部共同承担制定政策的责任。事实上，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把盐税直接送进皇帝的大内财库。即便这么做会导致无法完成户部分摊的税收额，也在所不惜。

大部分时间里，盐运使的角色都并无变化，相对稳定，但复杂的商户管理，却在帝制晚期发生了巨大变化。盐业生产交到了漕户手中。后者在盐田将盐转手给盐商（也称“内商”或“场商”）。然后，盐商奉盐政衙门之命把盐运到扬州，在那里装船、课税后，交给负责运输的水商，再由水商分发给零售业者。

从该制度在14世纪首次施行起，水商要是无法出示盐引以证明其已经帮朝廷筹备过边疆军事物资，就无法运盐。这种旨在让盐商充作明政府军事后勤的复杂制度，很快便崩溃了。到16世纪，山西和安徽的水商不仅能直接进入盐田，还能直接从盐运使手中购买盐引。

17世纪，水商在盐业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他们购买盐引的费用，也成了朝廷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明朝军费因为满洲人入侵而大增时，朝廷曾试图强迫商人提前购买未来二至三年的盐引许可，来增加额外收入。

商人们通过拒绝购买这些预售的盐引，来表达自己无声的抗议。除非盐务官员答应扩大运输额度，并让他们以现有盐引运输，他们才会妥协。其中一些更具投机野心的盐商，甚至趁机买下同行的旧盐引，以求增值获利。

当然，盐务官员可以裁定旧的盐引许可无效，借此打破盐商的专卖局面。然而，官员们发现，盐业贸易过于庞大，只有眼前这些商人，才有足够资本预购盐引。因此，在盐务官员的请求下，朝廷于1617年做出重大让步。任何购买新盐引的人，都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获取永久性的运输选择权。

对那二十四家水商来说，朝廷的这次妥协，无异于一场巨大的胜利。很快，他们便将这种选择权转换成家传许可——“根窝”。18世纪，这项特权为他们的后代积聚起了巨额财富。

盐田里场商的数量越来越少，他们的个人财富却越来越多。到18世纪，仅三十名场商，就完全控制了整个两淮盐场。这种集中的趋势也反映出了朝廷的认可：只有最富有的商人，才能承担起囤盐一年的资本风险。存盐变质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因此，盐务官员必须确定盐商们有足够现银，可以挺过足以让小商贩倾家荡产的仓储损坏。

因此，集中化的经济趋势，就势必牵涉到经济规模。在规模如此巨大的贸易活动中，与大量从事地方市场交易的商人相比，的确只有少部分人具备经营全国性市场的能力。因此，经营权就逐渐落入了少数人手中。

期望更有效地规范贸易行为的官员们，也急需实现商业集中化。朝廷甚至鼓励少数大商人垄断专营权，来达到遏制私盐销售和走私的目的。因此，资深商人便成了小商人的担保人。没有前者的允许，后者就无法涉足盐业。至少从理论上来讲，这种垄断行为起到了稳定盐价的作用。因为，它较少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综上所述，引领行业的商人数量，一直都在持续下降。到1730年，所有水商与场商都被纳入五位首席盐商（即“总商”）的庇护之下。总商同意承担行业内的主要风险，以换取最大的利润。

利润如此显而易见，当然会有人期望总商们有所表示。总利润中有一部分自动拨作馈赠、酬酢及贿赂历任监督盐场的官员之用。皇帝每逢节日和寿诞，也能直接收到捐供。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费用是总商获得世袭专营许可的例行回报。但这种变幻莫测的各种非正规规费，促使寻找各种借口（如走私猖獗、贩售私盐等）向盐商及其担保人敲诈更多钱财。

因此，官僚资本主义在获得巨大利润的同时，也承担着高风险。整个18世纪，盐业利润高达二点五亿两银子，提供给盐商的可用资本为八千万两。

要维持盐业生产与销售的稳定，资本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有了上述的可用资产，商人们通常都不会遭遇彻底的经济崩溃。一名典型的盐运使，通常都出生于内务府。他花费了大量银子上下打点，才从宫中得到这个自己垂涎已久的职位。同样，皇帝也期待盐运使知恩图报。

因此，他上任后若没有立刻将贵重礼品送达御前，皇帝就可能以渎职的名义惩罚盐运使。考虑到这些财务上的难关，每任盐运使都会在自己短暂的任期内，极力榨取更多钱财。

与此同时，他也知道如果将商人逼至破产、甚至被迫暂时缩减交易的境地，自己就无法完成内务府摊派的税额。清朝的皇帝经常忽视盐运使无法完成规定税额的过失，却无法容忍自己的私库收入减少。

为了保住项上人头，历任盐运使无不小心翼翼，唯恐激起商人过多的愤懑。因此，官员与商业利益的密切关系，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的核心。这个局外人眼中或许充斥着任意征税和随意贿赂的腐败系统，其实是受不成文的规则和经济现状制约的，实际上运作良好、规则微妙的非正式官-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