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研究 | 姚爱斌：生命之“骨”的特殊位置与刘勰“风骨”论的特殊内涵（下）

生命之“骨”的特殊位置与刘勰

“风骨”论的特殊内涵（下）

三、脚踏实地，慎选明辨

——寻找走出“风骨”论迷宫的金线

从人物品评携带而来的多以心会的直觉与妙赏，给“风骨”二字罩上了一层模糊笼统而又意味丰富的神秘光晕。这层光晕对接触“风骨”一词并试图理解其义的研究者有一种近乎“催眠”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阐释者从直觉品味转换到逻辑分析，从笼统感受上升至学理思辨。也许正是受这种印象和心态的影响，有的学者觉得“风骨”之意“难以捉摸”(目加田诚王元化 235)，有的学者认为“风骨”是文章中各种因素的“浑化”（李旭 61-67），甚至有的学者干脆主张“风骨”之意“不可说，不可说”（陈耀南 58）。

我们大概都有过走迷宫的经历。迷宫游戏最吸引人也最为难人的地方就在于游戏者要“脚踏实地”地找到那条通向迷宫出口的道路。如何才能正确的“脚踏实地”地走出迷宫？有效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不断尝试，包括试对和试错，一点一点摸索，排除干扰的歧路，记住正确的线路，最后依靠耐心、记忆力和判断力走通那条通向迷宫出口的路径。另一个效率更高的方法是首先站到一个较高较远的地方，对迷宫内部的路线和布局获得一个整体的、通盘的了解，再绘成一张迷宫路线图，然后循着这个路线图曲折而又无误地走出来。但无论用哪种方法，都需要弄清迷宫自身内部的路线，也就是说，需要找到那条导出迷宫的“金线”。

走过迷宫的人还会知道：一旦认清并熟悉了迷宫中那条正确的线路，记住了那些容易迷失的岔口，一座迷宫便不复是真正的迷宫，而是被“简化”为一条（或几条）比较曲折、岔路较多的道路。由此我们也就能够想到一种相反的情况：一条比较曲折、岔口较多的道路，其实也很容易被一些缺乏整体感和方向感、缺少分析力和判断力的人走成一座“迷宫”的。

《风骨》篇研究中存在的诸多困惑和迷失更像是这后一种情况。研究者在“风骨”释义过程中常常“迷路”，可能并非主要缘于《风骨》篇自身的复杂性、多义性和模糊性，而是主要由于研究者在几个比较重要的“岔口”迷失了正确的方向。

第一个“岔口”：“风骨”究竟是应该合解还是应该分解？选择“风骨”合解者往往会将刘勰的“风骨”论与此前的人物品评中的“风骨”概念以及此后的陈子昂“风骨”说一概而论。^⑪倾向于“风”“骨”分解的，则会进而将“风”“骨”分别与有关文章构成因素联系起来，并寻求界定两个概念的不同内涵。不过，具体会将“风”“骨”分别与哪个文章构成因素相联系，不同研究者又会有不同选择。如解释“骨”一词，有人会联系“情志”理解，有人会联系“事义”理解，有人则会联系“文辞”理解。

从《风骨》篇的具体论述来看，刘勰分用“风”“骨”之意甚明，而且很明显是分别联系“情”和“辞”这两个文章基本构成要素来说明的。受六朝盛行的文章观念的影响，刘勰在具体论文时也习惯于将文章基本构成要素二分为“意”与“言”、“情”与“辞”、“义”与“辞”、“情”与“采”等，并以此为框架描述不同类型或不同作者文章的特征，总结文章写作的普遍规律或不同类型文章写作的特殊规范。比较而言，《文心雕龙》上篇“论文叙笔”主要体现了刘勰分论各种文体时所贯穿的二分式结构意识。如《诠赋》篇论赋体：“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136)。《颂赞》篇论赞体：“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159)。《杂文》篇论连珠体：“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256)。《论说》篇谈论体：“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328)。下篇综论文术又从更一般的层面体现了刘勰对二分式文章结构的理解。如谓“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神思》），“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神思》），“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体性》），“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风骨》）“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理资配主，辞忌失明”（《章句》），“或义华而声悴，或理拙而文泽”（《总术》），“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知音》）等。^⑫

正是以这种“情—辞”二分式文章结构和论文框架为依据，或者说正是受六朝论文者普遍遵循的这种二分式文章结构的主导，刘勰在选择以“风骨”论文时，便很自然地将曾经混言的“风骨”分而用之，分别与情、辞对应起来，赋予“风骨”一词新的内涵。“风骨”的这种用法和用义是刘勰首创，是刘勰在特定的论文语境和文章结构观念中对“风骨”一词的创造性使用。因此，《风骨》篇中“风骨”一词的用法首先是遵循着刘勰论文的一贯思路和基本框架的，其内涵也应该首先根据刘勰论文的一贯思路和基本框架进行具体分析，而不应直接附会于人物品评中混言的“风骨”，也不能混同于其后陈子昂的“风骨”说。将“风—骨”结构与“情—辞”二分联系起来理解，尽管看起来似乎少了一点期望中的精妙和深刻，但其实质性内涵实际上一点也不单薄。盖因“情辞”二物本为一切篇章的基本构成，无论多么丰富的作者人格思想，多么复杂的文化意蕴，多么微妙的读者感受，都必然要表现于情辞，凝聚于情辞，作用于情辞。反之，如果离情辞而言“风骨”，则一切丰富、复杂和微妙皆无处着落，无从谈起。“风骨”之说固然有其妙用，但不可因玩赏其妙用而遗落其本体。

第二个“岔口”：“风”与“情”，“骨”与“辞”之间是否存在譬喻关系？如果能肯定这两组概念间存在譬喻关系，便会将“风”“骨”分别落实到“情”“辞”这两个文章构成要素的范围内作进一步考察。反之，如果无视或否定它们之间的譬喻关系，就往往会将“风骨”引申至“风貌”“体貌”等比较虚化笼统的概念上去。

黄侃与刘勰一样都是作文与论文兼擅之人，因此他很能领会刘勰文论修辞中所蕴涵的着眼于实践的为文之道。他之所以一再强调“风骨”与“情辞”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正是要提醒后世之习文者和论文者不要被“风骨”这一（组）概念的譬喻形式所迷惑：“综览刘氏之论，风骨与意辞，初非有二。然则察前文者，欲求其风骨，不能舍意与辞也；自为文者，欲健其风骨，不能无注意于命意与修辞也。风骨之名，比也，意辞之实，所比也。今舍其实而求其名，则适令人迷罔而不得所归宿，海气之楼台，可以践历乎？病眼之空花，可以把玩乎？彼舍意与辞而别求风骨者，其亦海气、空花之类也”(102)。遗憾的是，黄侃先生的担忧在后来的“风骨”说研究中却一再成为事实，后世学人提出的很多高妙之解，恰恰是将本为一般文章之士都能够“践历”的作文之道，一次又一次虚化为“海气之楼台”和“病眼之空花”。

范文澜先生曾在《文心雕龙注》中对黄侃先生的“风骨”释义作了颇为详切的推阐：“风即文意，骨即文辞，黄先生论之详矣。窃复推明其义曰，此篇所云风情气意，其实一也，而四名之间，又有虚实之分。风虚而气实，风气虚而情意实，可于篇中体会得之。辞之于骨，则辞实而骨虚”(516)。黄侃先生通过喻体与本体之辨，明确了“风骨”之“喻”的本体是“文意”和“文辞”。范文澜先生又通过虚实之辨，由实见虚，还虚为实，进一步坐实了“风气”与情意、“骨”与辞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且用更清晰的逻辑分析区分了“辞”与“骨”两个概念外延之间的大小包涵关系。

第三个“岔口”：“风”和“骨”是否即分别等于“情”和“辞”？如果认识到“风”对应于“情”但不等于一般之“情”，“骨”对应于“辞”但不等于一般之“辞”，便会进一步分析“风”“骨”与一般“情”“辞”相比还具有哪些特殊性质，从而更完整地把握黄侃所揭示的“风骨”概念的两层内涵。反之，如果认为“风”即等于“情”，“骨”即等于“辞”，就会怀疑黄侃“风骨”释义的合理性和理论意义，并进而放弃这个正确的思考方向。

这个“路口”甚为关键。很多研究者正是由于只看到黄侃所说的“风即文意，骨即文辞”这句一般性说明，而未能注意到他接下来对“风”“骨”的特殊性质的解析，而背离了这条合理的阐释路线。

第四个“岔口”：《风骨》篇中的“骏爽”“端直”“清”“峻”“遒”等词是表示“风骨”的特征还是“风骨”的具体所指？如果认识到这些形容词表示的是“风骨”的特征，是对“风骨”特征的具体描述和规定，就不至于混淆这些概念与“风骨”之间的层次关系，也不会混淆这些概念与“情”“辞”之间的层次关系。反之，如果认为这些概念即为“风骨”的具体所指，则往往会得出“风骨”是某种特殊“风格”的结论。

在《风骨》篇中，“风骨”与“骏爽”“端直”“清”“峻”“遒”等概念的区别本来十分清楚。“风”和“骨”譬喻的是文章中的两种实体性结构因素“情”和“辞”，而“骏爽”“端直”“清”“峻”“遒”等词则是对“风骨”特征的描述，是对“风”“骨”及其所譬喻的“情”“辞”的具体规定。我们可以说“风骨”具有“骏爽”“端直”等特征，但不能说这些特征就等于“风骨”。“风骨”与其特征显然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很多阐释者之所以将“风骨”理解为“风格”或“风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风骨”的这些特征当成了“风骨”本身。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因为“骏爽”“端直”“清”“峻”“遒”属于“风格”范畴，所以“风骨”也自然就是指“风格”。

第五个“岔口”：“风骨”与“气”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认为“风骨”与“气”是一回事的，一般就不太注意“风”与“骨”相互有别的特殊内涵；而留心到“气”与“风骨”间差异的，则会细致辨析“气”与“风骨”之间存在的虚与实、本与末之别。

“风骨”与“气”的关系的确非常密切。清黄叔琳认为“气是风骨之本”，而纪昀干脆视二者为一物，认为“气即风骨，更无本末”（262）。不过，像纪昀这样不分彼此，实无助于增进对二者关系的理解，而黄叔琳之评既反映了“气”与“风骨”的相通（不等于相同）之处，又点明了“气”与“风骨”的区别，显得更为精确。正如“风骨”与其具体特征不在同一层次，“风骨”与“气”也不在同一层次：“气”隐而“风骨”显，“气”虚而“风骨”实，“风骨”是“气”在文体中的具体表现。

第六个“岔口”：“风骨”与“力”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认为二者是一回事的，往往把“风骨”解释为“艺术感染力”与“艺术表现力”，或解释为“情感的力”与“逻辑之力”。如果认为二者不是一回事，就需要作更精细的辨析。

无论是在读者的感受中还是研究者的分析中，“风骨”与“力”的确都比较容易混淆，但若能细致辨析，其间区别仍然不难发现。“风骨”是文章的构成因素，“力”则是“风骨”这种文章构成因素对读者所产生的作用。因此，“风骨”有刚健、遒劲之“力”，但“风骨”并不就等于“力”。不过，由于人们往往是通过“风骨”之“力”（即读者所受到的感发、激动或震撼等）而感受到文章中“风骨”的存在，所以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心理印象，觉得“力”就是“风骨”，“风骨”就是“力”。这也应该是不少研究者将“风骨”理解为一种“艺术感染力”和“艺术表现力”的原因。由此也可知，像这样在感受层面将作为本体的“风骨”与本体作用的“力”合为一体是有其心理基础的，也自然有其合理性。而且在实际上，“风力”合成一词早已在人物品评中出现，刘勰同时代的钟嵘也在《诗品》中以“风力”评诗。

总之，“风骨”释义过程中的这六个“岔口”，既提示了解读“风骨”内涵的正确路线，也使得对“风骨”概念的理解可能并在实际上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偏离。正是通过在每一个释义“岔口”的审慎选择和细致辨析，我们逐步接近了一个关于刘勰“风骨”概念内涵的更加准确、完整的说明：

刘勰所说的“风骨”，分别指文章中以作者主体之气为根源、具有刚健之力的骏爽之情和端直之辞。“风骨”是理想文章的内在基本构成要素，而理想文章还应该是“风骨”与“采”的结合。

注 解[Notes]

①如《辨骚》：“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引自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47。本文所引《文心雕龙》原文，均出自于此，个别地方参考其他版本调整。

②如《附会》：“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650。

③参看舒直：《略谈刘勰的风骨论》，《光明日报》（1959年8月16日）6；朱恕之：《文心雕龙研究》（一九四四年南郑县立民生工厂印，1945年）34-37；黄海章：“论刘勰的文学主张——文心雕龙研究之一”，《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 (1956):120-34。

④严格说来，神明与骨在性质上并非同类，日常生活中一般也不把神明与骨视为一类。不过，《文心雕龙》将神明与骨归入生命结构的内层，而将肌肤与毛发归入生命结构的外层，主要从生命结构“相对性的内外关系”着眼，并借助生命结构的内外关系譬喻文章结构的内外关系。至于性质是否同类，这并非刘勰在《文心雕龙》这部文论著作中划分生命结构内外层次的主要依据。刘勰注重的是生命结构与文章结构之间的“异质同构”关系。

⑤如陆侃如先生所说：“所谓‘极文章之骨髓’，就是充分理解或彻底掌握了写作的最根本的东西；所谓‘有移檄之骨焉’，就是说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一篇具有檄文最主要的特征。”陆侃如：“《文心雕龙》术语用法举例——书《释“风骨”》后”，《文学评论》2 （1962）：17-25。

⑥[日]目加田诚认为：“‘骨’在文艺理论中可以说指文辞的结构，同时也与事义即内容、思想有关，因此当然是通过内容、精神以及文辞的组合来表现的。所谓‘有骨’，就是把确凿的事义用适切简练的言辞表达出来。‘辞中有骨’来源于相当充实的思想内容，所以这两者决非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日]目加田诚：“刘勰的《风骨》论”，1966年，《九州大学文学部创立四十周年论文集》，彭恩华译，《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王元化编选，济南：齐鲁书社出版社，1983年，241。

⑦前面已有“锋颖”譬喻陆机《晋书限断议》中提出的鲜明尖锐的观点。

⑧《风骨》篇也提到了“骨采”：“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矣？”但是这里所说的“骨采未圆，风辞未练”更像是一句互文，应该合为“风骨辞采未能圆练”。如果单独理解，“骨采”自然可以成词，但“风辞”则缺少具体所指。

⑨因为“风”在“情”中，“义”在“事”中，“体”为文之“形体”，与“辞”同义，故可合并为“情风—事义—体辞”三层，其特殊之处在于把文意分为“情风”与“事义”两层。

⑩（南朝梁）萧绎《金楼子》卷四《立言篇》：“至于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其中“绮縠纷披”指辞藻繁盛，“宫徵靡曼”即指音节华美。（梁）萧绎：《金楼子校笺》，许逸民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966。

⑪刘勰“风骨”论与陈子昂“风骨”说的联系和区别，笔者将另文论述。

⑫邓仕樑对《文心雕龙》中“情—辞”二分式文章结构有详细梳理。邓仕梁：“‘能研诸虑，何远之有哉’——《文心雕龙•风骨》九虑”，《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2 （1998）：12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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