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和金: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的经历和体会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18-05-18 23: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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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方舆纪要》是明末清初学者顾祖禹的杰作。这部书以明两京十三司为写作范围,专言“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而景物游览之胜不录”(魏禧序),是一部军事地理特色非常浓厚的历史地理著作。该书自清康熙中叶成书之初,就因其体大思精,内容丰富,而受到世人的高度重视,许多有识之土纷纷派人前往顾祖禹家乡无锡抄录,至清嘉庆十六年,又有四川成都人龙万育将全书刻印成册,遂使该书流行于海内外。鸦片战争发生后,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略我国,许多爱国志士为此痛心疾首。为了抗击外国侵略,人们从各方面寻求抵御之道。此时,《读史方舆纪要》中的许多精辟战略理论以及数以千万计的生动战例日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它的军事特色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于是该书一再刻印,却仍然供不应求。从道光十八年至光绪三十三年,其间各种刻本竟达十几种之多。此后,商务印书馆又出过铅印本,解放后中华书局还二次据以重印,版本之多,流通之广,绝非一般历史地理著作所能比。


《读史方舆纪要》虽然版本众多,流传较广,但数百年来,却无人对它进行过系统的整理及研究;书中的讹误代代相传,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纠正;各种刻本皆无标点,人们阅读起来也不甚方便,商务印书馆虽施以旧式标点,但断句又多有错误;凡此种种,促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决定由中华书局组织人力对它进行整理和标点,以适应当今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需求。


上世纪70年代,北京有一位贺次君老先生,对历史地理文献的整理颇有经验。在《读史方舆纪要》开始整理之前,他已应约为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括地志辑校》及《元和郡县图志》,因此,点校《读史方舆纪要》的重任自然也就落到了他的肩上。但《读史方舆纪要》全书近300万言,版本歧异又多,工作量非常巨大,而贺老先生此时已年届七十,体力和精神都难以承担如此艰巨的工作,点校开始后不久,即因中风而瘫痪在床,《读史方舆纪要》的点校工作只得中断。对于这些情况,当时我并不知晓,接手整理《读史方舆纪要》对于我来说,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1967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后又师从华中师范大学张舜徽先生学习历史文献学,早年就对《读史方舆纪要》饶有兴趣。1983年暑假,我到上海图书馆阅览《读史方舆纪要》,发现书中有许多文字讹误及史实乖错,很想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核实和研究,因此在浏览了解放后中华书局出版的铅印本后,又借阅了嘉庆年间龙万育的敷文阁本。由于此书量大,非一二天能读完,我便每天如上班一般,在上海图书馆日复一日地借阅,一连竟达三十余日。时间一长,与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就逐渐熟识起来。有一天,馆员王翠兰问我:“你天天在此阅览《读史方舆纪要》,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说:“发现了书中的许多问题,眼下还没有具体的打算,只是想先将这些问题搞清楚。”她又说:“数月前,中华书局有一位编辑来我馆查阅《读史方舆纪要》的职思堂稿本(即顾祖禹亲自修改的原稿本),听说他们要重新出版此书,你发现的问题说不定对他们有用,为何不写信与他们联系一下呢?”我说:“你这个想法很好,我回南京后一定与他们联系。”后来,我将自己数年来研读《读史方舆纪要》的成果作了一番整理,向中华书局发了一封致编辑部的信函,表示愿意将自己的成果无偿提供给他们,为出好《读史方舆纪要》尽一点绵薄之力。出乎我的意料,不久便收到了中华书局约我去北京整理《读史方舆纪要》的邀请函。


接到中华书局的邀请函,我既惊且喜。喜的是我多年研究《读史方舆纪要》,其成果终于可以得到运用;惊的是我乃无名小卒,中华书局竟然大胆起用。惊喜之余,心中仍感到不太踏实,遂致书业师张舜徽先生,请教可否接受此项任务,以及如何才能很好完成整理工作。张先生迅即复信道:“校书如扫落叶,不要期望通过你的一次点校,就能将该书的问题全部解决。只要自己努力工作,做到问心无愧,也就可以了。中华书局既委你以重任,你可以大胆去做!”得到老师的鼓励后,我便收拾行装,于1984年2月4日从南京到了北京。


到北京后,中华书局安排责任编辑张忱石先生向我介绍了贺次君先前点校该书的情况,又为我联系了到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借阅清代宋荦的纬萧草堂抄本事宜,还到琉璃厂旧书店购得清嘉庆年间龙万育的敷文阁本以作点校的工作底本。自2月7日起,我便日日端坐在北京图书馆,一手持笔,一手执书,将宋荦抄本与敷文阁本对校,凡有疑异,辄随手记下。夜间回到住所,再将一天所得略加整理,以备日后研究之用。就这样,一直到6月28日方才将全书校完,共得疑异二千余条。暑假期间,我又到上海,得上海图书馆同志大力协助,有幸阅览了《读史方舆纪要》的职思堂稿本(胶卷)。此本是众多版本中最为宝贵的一种。当年顾氏完成《读史方舆纪要》初稿后,曾请五书手将全书誊写一遍,后来应徐乾学之邀帮助他编写《大清一统志》,在那里看到了许多以前没有看到过的典籍,因此《大清一统志》完稿后,他又对《读史方舆纪要》进行了长时间的修改,直到临终前亦未尝辍笔。此稿本大约在乾隆以后从顾祖禹子孙手中散失,辗转流移,于抗日战争前被杭州藏书家叶景葵先生在绍兴购得。叶先生对此书修补整理后,曾请著名学者钱穆、张其昀等人鉴定,发现有许多地方与已有刻本不同,因此决定将全书整理后出版。不料抗战爆发,出书之事遂告流产。抗战结束后,叶先生自觉年事已高,出书之事恐难实行,遂将书稿托付好友顾廷龙先生。顾先生解放后任上海图书馆馆长,此书作为馆中特藏,一直没有轻易示人。由于年长日久,此书有许多纸张日经朽坏,为保存此种特别古籍,上海图书馆花巨资将全书拍成了胶卷。当年我在上海图书馆阅读的就是这长长的胶卷,费时约四十余天。时值盛夏,每天气温均在36℃以上,虽暑热难熬,挥汗如雨,但我每天仍坚持不懈。胶卷看完后,又得知上海图书馆还藏有清光绪二十五年新化邹代过《读史方舆纪要》校本,于是又用近二十天时间将此书借阅一过。九月初回到南京,在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又参阅了光绪五年蜀南桐华书屋薛氏家塾修补本、光绪二十七年图书集成局刊本、光绪三十年慎记书庄石印本,光绪三十三年广雅书局刻本以及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对比之下,始知最初的嘉庆十六年龙万育敷文阁刻本并非最为精审,种种讹误实在不少,而新化邹代过校本虽是后出,却因邹氏实实在在地做了许多校正工作,刻印技术也较精良,故讹误既少,字亦清晰,堪称精审之本。特别是此本所附地图,较敷文阁本清新数倍,后征得中华书局同意,我决定将此图用于新标点本中。但由于它的底本仍是敷文阁本,因此敷文阁本中的许多错误还是没有得到全部更正,而被保留了一部分。相对于各种刻本来说,最初的抄本倒是讹误更少些,比较更接近于原稿本的面貌。例如北京图书馆所藏宋荦抄本,我以其与敷文阁本对校后,就发现了自敷文阁本以下所有刻本均漏刻的四川夔州府巫山县巫山、四川重庆府壁山县来凤驿、广西永宁州义宁县桑江等三条文字,共150字。将这三条文字与顾祖禹原稿本核对后,发现一字不差,可见宋荦抄本确实要优于敷文阁等刻本。


叶景葵像

当然,抄本也毕竟就是抄本。因为抄书者往往只是字写得好,他不会对原书中的一些错误作什么订正,有时候原作者的一些粗心大意,经抄书者一抄,还会抄出令人费解的新问题。


例如:《读史方舆纪要》卷76湖广黄州府序有云:“刘昫曰:‘北齐保于故西陵城别筑小城置衡州。’”刘昫为《旧唐书》作者,所引“北齐保”云云,见于该书卷40《地理志》黄州黄冈县下,但原文无“保”字。顾祖禹为何于此加一“保”字,在没有见到原稿本之前,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查阅原稿本,方知顾氏初作“北齐天保二年”,但在定稿时又用红笔将“天保二年”四字删去,谁知一时疏忽,竟只圈去三字,而留一“保”字未删,于是就成了“北齐保”之奇文。抄书者只管照本实录,也不问原文是否通顺,原稿这样修改是否有误。若不是见到原书修改的痕迹,真不知此谜何时能解开。


又如:《读史方與纪要》卷100广东“北据五岭”下有云:“县周志非则曰:‘五岭之说,旧以为皆指山名,考之,乃入岭之五途耳,非必山也。’”其中“县周志非则曰”一句有二处讹误,若不知发生经过,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难题。“周志非”,经审核顾祖禹原稿本,知是“周去非”之误。此人为宋代学者,南宋淳熙间曾任桂林通判,后有人问他岭南之事,他便写了《岭外代答》一书,此处所引“五岭之说”,即录自该书卷1。但“周去非”之前为何要加一“县”字,顾祖禹用意何在?我遍查“县”字的各种用法,觉得放在这里都不妥当。于是怀疑此字为衍文,但各种刻本均有此字,宋荦抄本亦有,似乎又不是衍文。最后查得顾祖禹原稿本,见“周去非”之上原有一段关于越城岭的文字,定稿时顾氏将此段删去,末句“详见广西兴安县”有一“县”字未删,抄书者遂联缀成“县周去非则曰”之奇文,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若非原稿本被重新发现,此谜恐永远难以解开。


当然,稿本的优点绝非仅限于此。因此本是顾祖禹的亲笔修改本,所以我们可以从中发现种种抄本和刻本究竟与它有多大的差异,从而又可由此旁及其他许多问题的研究。例如自各种抄本以下,当时因忌于清廷的禁令,大多删除了顾祖禹原稿本中许多带有明显反清复明思想的文字,而删节最多的是关于满洲女真如何在东北兴起直至与明朝交战等内容。以前虽然也有学者指出《读史方與纪要》刻印时曾被删改,但究竟删除了哪些具体内容,在稿本发现之前,众人都不得而知。这次我借校对之际,将这方面内容一一检出,计有卷23南直隶“扬州府序”下约七百三十余字、卷38山东八“辽东都指挥使司”下约二千余字、卷39山东九“女真”下约五千余字、卷106广西一“广西方舆纪要序”下约五十余字、卷113云南一“云南方舆纪要序”下约一百一十字、卷120贵州一“贵州方舆纪要序”下约二百八十字(详情可参见拙文《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研究》,载崇文书局所出2003年《历史文献学论集》)。这些文字的重见天日,对于今人研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创作动机、指导思想乃至版本源流等都有重要作用,对于考见清朝初年的思想文化政策也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至1985年底,我对全书反复点校六遍,写出校勘记一千二百余条,其间查阅“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以及《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各种图书和方志不下百余种,所作笔记约二十万字,除了教学及学校必需要做的工作外,这几年中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均用于此书,所谓“日以继夜,无间昕夕”,用这八个字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当我点完最后一个标点、写完最后一条校勘记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如释重负的感觉,使我连续睡了三天大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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