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厂】江西官书局：坤一创办，江右首佳（下）
1997年北京翰海拍卖公司所举办的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赵之谦的手札，这通手札中提到了赵之谦在编纂《江西通志》时遇到的种种坎坷，而我在这场拍卖会的预展上，细看了该通手札，但最终却未能将其拍到手。
而张小庄在《赵之谦研究》一书中，收录了此通手札的内容，我将其转录如下：“……惟百四十年中断之书，旧志不备之害小而半属疏漏荒唐，新稿又抄袭成篇，东涂西抹。一必废百，首即无尾，近系全改为之。每成一卷，约计繙书以百余册为至简，检阅案牍以数百宗为至短。日力、目力、心力、手力，用之不息。今岁谒捷峰方伯，述及志稿，不惟驳斥之难，即奖许，亦非易易。因握笔伸纸一年有余，始知诋諆前人一字一句，须勘正数十县志书，检数十年档案，方敢开口。艰难遍历，甘苦自知。此不作欺心事，之所以迟于了手也。方伯极以为然。然谦之欲急而不得速，正坐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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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所说的一百四十年的中断，乃是指：从雍正续修《江西通志》之后直到同治九年。为了续修该《志》，赵之谦把旧《志》仔细研究一番，发现里面有不少的错误，而今他重新修订之时，发现很多人直接抄录旧《志》，这使得《志》中的错误又延续了下来，但赵之谦是个认真的人，他不愿意这样做，于是为了订正旧《志》中的错误，他翻阅了大量的史料，正是他的这种认真，才使得《江西通志》成为了一代名志，为此张小庄评价说：“《江西通志》稿本的完成在光绪四年（1878），六年六月开雕，七年六月刊成。续修的工作‘凡为典一、为表四、为略七、为录一、为列传五’，共计一百八十五卷。在这修志的五、六年间，赵之谦可谓是心无旁骛，加上其他志局同仁的协力合作，终于完成了这部文省事增、援据精确而转胜前人的《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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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通志》编纂的过程中，刘坤一给皇帝所上的奏折中附有“设局刊修经籍片”，他向朝廷正式提出要开办江西官书局，此“片”的起首一段为：“再，前准礼部咨，同治六年五月初六日，奉上谕：‘鲍源深奏请刊书籍颁发各学一折，着各直省督抚转饬所属将旧存学中书籍，广为购补，并将列圣御纂钦定经史各书，先行敬谨重刊，颁发各学，并准书肆刷印，以广流传，俾各省士子得所研求，同敦实学，用副朝廷教育人才至意’等因，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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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首先引用了同治六年的上谕原文，皇帝根据鲍源深的奏请，命令各地开设书局刊刻朝廷颁布的各种书籍，以及一些有价值的经史之书。这位鲍源深乃是江西学政，他在任上时，感觉到了太平天国战争使得江南的藏书几乎荡然无存，所以他就给皇帝写了封《请购刊经史疏》：“近年各省因经兵燹，书多散佚。臣视学江苏，按试所经，留心访察。如江苏松、常、镇、扬诸府，向称人文极盛之地，学校中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署旧有恭刊钦定经史诸书版片，亦均毁失。民间藏书之家，卷帙悉成灰烬。乱后虽偶有书肆，所刻经书俱系删节之本，简陋不堪。士子有志读书，无从购觅。苏省如此，皖浙江右诸省情形，谅亦相同。以东南文明大省，士子竟无书可读，其何以兴学校而育人才？……敬请敕下各督抚转饬所属府州县，将旧存学中书籍设法购补，俾士子咸资讲习。并筹措经费，择书之尤要者，循例重加刊刻，以广流传。”
《广蚕桑说》一卷，清光绪元年江西书局刻本，书牌
皇帝觉得鲍源深说的有道理，于是就在同治六年五月六日发布了上谕。而刘坤一引用这个上谕，以此来说明该事是朝廷的下令，他当然也要坚决贯彻执行，于是他在“片”中接着讲述了江西一地的藏书现况：“臣查江西各属屡遭兵燹，不但各学藏书散失无存，即民间经史子集善本版片亦俱焚毁殆尽，士子诵习无资，实于文教大有关系。先因纂修省志，未能同时举行。现在省志稍有规模，应即遵旨设局开办。”看来，战争使得江西省内藏书全部损失殆尽。于是，他先投资纂修《江西通志》，到如今，《通志》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所以他就遵旨要开办江西官书局。
《广蚕桑说》一卷，清光绪元年江西书局刻本，牌记
刘坤一决定如何开办呢？他在“片”中说到：“查藩司署内本藏有御纂钦定各经等项书版，历年久远，残缺不全，难以刷印。臣现饬候补道缪德棻，会同各司道,仿照江苏、湖北等省办法，另设书局，遴选积学之士，雇募精熟匠人，先将藩署旧存书版，逐加查看，分别补修。此外经史有用之书，为他省所未刻者，亦即择要校刊，照旧颁行各学，并发坊肆售卖，庶流传益广而讲习有资，以副朝廷育士崇文之至意。所需经费，饬令藩司于厘金项下设法匀拨济用，亦照江苏等省成案，将来在书籍卖价内摊派归款，以重库藏。”
《广蚕桑说》一卷，清光绪元年江西书局刻本，卷首
原来，刘坤一先在江西的有关部门找到了一些残存的版片，但因为残缺不全，故无法刷印，于是他命缪德棻会同有关部门，仿照江苏和湖北的做法，单独设立官书局。同时请来一些有学之士在局内任职，而后又聘请来熟练的刻工先行补版，随后再刊刻一些其他省官书局未刻之书。同时，他说到官书局刊出的这些书，按照规定颁发给各个学堂，同时可以在书店里售卖。而对于书局的经费，刘坤一说可以命令有关部门从厘金中先行借用，而后用卖书所得之款予以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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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坤一所说的“厘金”，乃是太平天国战争之时，清廷所做出的急救措施。战争爆发之后，朝廷没有能力拿出大笔的银两来支付军费。咸丰三年，副都御史雷以諴帮办军务，他在扬州仙女庙开收厘金。第二年，礼部尚书胜保上奏朝廷，建议在全国实施厘金制度。户部经过商议，批评了这个建议：“可否请旨饬下各路统兵大臣会同本省邻省各督抚、会同地方官及公正绅董，依照雷以諴及泰州公局劝谕章程悉心筹办，官为督劝，商为经理……用兵省分就近随收随解，他省亦暂存藩库，为拨济各路军饷之需。”（转引自罗玉东《中国厘金史》）
转到另一侧探看
当年的厘金除了少部分上交朝廷外，剩余部分均由地方督抚来支配，为此，各地官书局刻书大多是从厘金中借款，而后将书卖出后再归还这部分费用。刘坤一在奏章中所言，正是指这件事。
关于江西官书局创办于何时？业界有着不同的说法，魏隐儒在《中国古籍印刷史》中认为，江西官书局成立于同治二年；但吴家驹则认为，成立于同治十一年。吴在《清季各省官书局考略》一文中提到了刘坤一的“设局刊修经籍片”，然此“片”并没有署年款儿，于是吴家驹根据刘坤一给皇帝所上奏章的前后做出推论：此“片”之前，刘坤一所上奏章的时间为“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而后一封奏章的时间为“五月二十八日”，故而刘坤一所上此“片”的时间就处在这两个月之间，而此日期跟魏隐儒所说的“同治二年”，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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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刘坤一所上此“片”中已经提到官书局的设立是“仿照江苏、湖北等省办法”，显然这句话指的是该两省的官书局，为此陈红涛在其文中做出了如下的推断：“从刘坤一奏疏中提到的仿照江苏、湖北等省，另立书局，这点便可推断，江西官书局的成立时间不可能是1863年。因为湖北书局成立于1859年，江苏书局成立于1864年，所以江西书局成立的时间应该是1872年。”
《蚕桑辑要》二卷，清光绪元年江西书局刻本，书牌
刘坤一的奏章中还提到了从当地“雇募精熟匠人”，其实他的所指就是江西省金溪县浒湾镇的刻工。毛静告诉我，这个“浒”字不读《水浒传》中的音，在当地，此字念“许”音，这一带是江西一地最集中的刻书中心。毛静说，北京的琉璃厂是中国最大的图书集散地，而开创这个图书中心的人，原本就是浒湾人，后来因为太平天国战争，使得江西的浒湾人无法前来北京搞经营，所以琉璃厂才渐渐成为了河北人的经营天地。
《蚕桑辑要》二卷，清光绪元年江西书局刻本，牌记
他的这个说法令我耳目一新，但即此也可说明，浒湾的刻字匠在清代已很有名气，难怪刘坤一能够在当地迅速地组建出官书局，书局内的刻工应当是以浒湾人为主，而他们首先是修补旧版，同时也刊刻书籍。比如在同治十一年，该局刻印了《十三经注疏》，此书是翻刻嘉庆二十一年阮元在南昌府学所刻之本。另外还刊刻有《御纂七经》、《纪事本末五种》等等。而在社会上最有影响力者，则是该局在同治十三年翻刻了五十四种《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蚕桑辑要》二卷，清光绪元年江西书局刻本，卷首
江西官书局在同治末年和光绪初年刊书数量较多，此后便渐渐减少了下来，大约在宣统元年左右，根据朝令，“江西官书局”改为“江西官报局”。如果把江西官书局的成立时间算在同治十一年，那么到宣统三年，则江西官书局存在的时间约为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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