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近作 | 王慧骐：我的中学时代

【 我的中学时代 】

王慧骐

       我所就读的中学，是那座古城的一所名校。若干曾经名动中国的人物都毕业于此校。

       我在小学毕业前，正是以敬畏与神圣之心填报了这所学校的志愿，并参加了全省组织的正规统考，且发榜的成绩亦有望踏入这扇光荣之门。但到了这一年的9月，一切建立已久的秩序似都被踩在了脚下。虽然还是进了这所学校，但凭借的却是根据住地就近入学的条件。心中渴盼的那枝橄榄，吃到嘴里时已非原本的味道。

       初中三年间虽也有各种课程的安排，但教材已面目全非，读书学习不再是主业，更多的内容是向工农兵学习的社会实践。

       印象中曾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是在一家汽车修配厂度过的。在翻砂车间搬过几十斤重的铸件，在精工车间用铁砂皮打磨车床车出的工件；排成队去烈日下锄草，那半人高的蒿草之中有不少锈迹斑斑的废弃了的旧汽车的零部件；还曾帮助一些不识字的工人师傅写忆苦思甜和大批判之类的文章，他们一对一地口述，我们用笔记录下来，整理后念给他们听，他们满意了，再誊写出来交给车间主任，而后集中张贴在专门的宣传栏里。

       学农就更像那么回事了。几个班级组成的大部队带着行李衣被，拉到了几十里之外的农村，铺上稻草打地铺，住在大队提供的砖坯搭建的草房里。十几岁的孩子感到这样的集体生活很新鲜很刺激，晚上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地都不肯睡。吃饭时，菜都打在脸盆里，一人手上捧一只装满饭的搪瓷盆，十几双筷子一起朝那盆里夹菜。活儿则是由贫下中农伯伯带着一道干。用畚箕挑肥，或赤脚跳进那臭气逼人的沤肥池里，用钢叉把已沤黑了的青草或水生植物，一叉叉地叉起来，再奋力甩到上面的畚箕里，我的手上因此磨出了血泡，叉的过程中疼得受不了。用圆竹杠抬那扎成捆的麦把，两个肩膀也都痛了好些天。三年里像这样的学农经历有过好几次，每次的时间总在十天半月左右。劳动结束后布置每人都要写小结，写自己怎样用汗水洗刷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

        所谓学军就是请了部队的战士带我们去拉练。最远的跑过四五十里的路程。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带上背包。我从家里找了条小棉被，也有四五斤重，背到学校并不觉得，一上了路就知道了份量。记得还组织过两次夜行军，走一阵，跑一阵，部队战士领我们喊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跑着跑着就有同学打起了瞌睡，步子走乱了，踢到了前面同学的脚。最开心的是宣布休息一会，坐下来吃干粮。同学之间互通有无，什么金刚脐呀烧饼呀馒头呀，你扯一块给我，我掰一截给你。还有一回吃到了一个同学带的狗肉包子，觉得特香。

       初一时候的班主任老师，姓朱，体育学院毕业的，听说做老师的时间并不很长。教体育兼任班主任，是不是他自己的选择，就不得而知了。朱老师个子不高却生得壮实，两鬓有一点白发，是那种少年白，这让他多少显得有点老成。体育运动无疑是他的强项，带我们短跑和跨栏时，所显示的爆发力让全班同学都伸舌头，简直棒极了。体育课一周好像有好几节，朱老师教课特别认真且严格，凡达不到要求的，都提溜出来，让你反复练习到他满意为止。

       除体育课而外，朱老师与我们打成一片的机会还很多。每天的自习课他是必来的，担心我们做作业时开小差或相互打闹。他会利用这个时间段穿插一些他的讲话，强调一下遵守纪律的重要。，念几张报纸，。记得那时候常来班上说说话的还有一位工宣队师傅，他来自我们后来去学工劳动的汽修厂，。第一次与大家见面他自报家门：我姓鲁，鲁班的鲁。他眼睛可能受过伤，有点明显的缺陷。但人却挺和善，说话慢条斯理的，可惜说的是苏南某地的方言，我们听得有点似是而非。

       大约在我读初一下学期时，，，一度时期我们几个孩子也一定程度地受到了牵连。同学中很快有人把我家里的情况报告给了朱老师，我从朱老师看我的眼神里读出了一些异样。有几个每天一路走的同学，似乎也在躲我，不太搭理我了。那一段我挺郁闷，上课总也提不起精神，一双手老是放在课桌抽屉里做些小动作。有一天，不知从哪儿捡到了一个打火机，十分好奇地带在身上玩。上自习课的时候觉得无聊，就又拿出来拨弄，还捡来了一些废纸片。啪地一下，打火机的火苗点燃了废纸，一下烧着了，我赶紧用手把它掐灭，弄得教室里一团烟。无巧不成书的是，朱老师正好来了，正在作案现场的我被他逮个正着。上课玩火，这还了得！他当场声色俱厉地训斥了我，还拉我到讲台上，说这是搞破坏，居心不良，必须做检讨。我知道闯了大祸，吓得脸通红，一句话也不敢辩白。后来自己是怎么回家的，具体细节已不太记得清了。

       反正这事弄得我好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来，心里常会冒出一种犯罪感。

       应当是在初二到初三那个阶段，学校为了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在校园里四处挖起了防空洞。以年级为单位划好地段，再分配到每一个班。先是用锛和锹挖出深约两米的壕沟，把土和碎瓦砾一筐筐抬上来，找一处开阔地堆好。而后大卡车拉来好多的砖，开始砌建防空洞了。这时候绝大部分同学都回班级上课了，只留下少数几个跟在专门请来的瓦工师傅后面当下手。递递砖呀，拌拌黄沙水泥呀，就像建筑工地上的小工。师傅说，把那块砖递给我，把沙浆桶给我拎过来，你就得眼疾手快，递错了，拿晚了，师傅会骂你。班级上当时抽了四五个同学，说是你们几个个挺高的，师傅一准会喜欢。后来弄清楚了，我们几个，家庭多少有些问题，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种类型吧。老师找你说了，由不得你乐意不乐意，就这么定了，且一干便是大半年之久。

       先倒是给师傅做了一阵下手的，但没几天就让你当“上手”干了。先得学吊线，两点为一线，学的数学用上了。学师傅的样子，斜眯着一只眼，看两头固定好的线直不直。直了，就把砖一块块地往上砌。外口需用好砖，里面则堆一些破损了的碎砖。上下砖之间必须错开，才能搭得住咬得牢。不全是用整砖，还得根据实际的长短，用瓦刀把砖块砍断。这是要点功夫的，重不得轻不得；砍多了，浪费，有时还可能砍到手；砍少了，再补一刀则往往又多了。全凭一种悟性，还有手腕上的那把力，非蛮力，而须巧劲。我肯学且勤做，没过多久，手艺便得到了师傅的肯定。印象中那个冬天特别冷，寒风在堑壕里刮得飕飕的，好在不停地干活，身上才不觉得冷，只是一双手冻得够呛。整日里与砖块打交道，那粗纱手套被磨坏了好几双，手也被磕出了几处口子。

        这是做的瓦工，再来说说木工。木工不是学校安排的，是自找的。我有一个表叔在工厂干木模工，常来家里玩，帮我们打了书架、杌櫈什么的。我们在旁边看看，也闲不住地跟着锯锯、刨刨，学了那么两下子。我弟弟比我聪明，有点无师自通的味道。后来我们哥俩联手，竟也能弄出件把像样的东西了。那几年上学就像玩似的，没有多少人关注你书读得怎样，于是我们便以干木工活为乐事。还真的背起了木匠家什，去要好的同学家里，为人家打了衣橱、饭桌、椅子等家具。不过做这些活，一般是我弟弟挑大梁，我给他打打下手。连续十天半月的，一放了学就往人家家里跑，出力流汗并不收钱，纯粹是义务、帮忙。同学的家长不过意，给我们买烧饼油条，下面条，还烧鱼烧肉，盛情款待。我们有一种被人看重的感觉，故而虽苦犹乐。

       父亲挨斗时胸前挂着的一块牌子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其实祖父一生并未干什么坏事，只是临解放七拼八凑地买了十六亩田。在当时以贫困著称的江西乡下，有着这点地的竟成了鱼肉乡里的“恶霸地主”。父亲大学毕业后出来工作，把祖父接出来一道生活，也成了他不可推卸的一项罪名。运动中父亲与祖父均成了批斗的靶子，由此我们姐弟几个的处境便可以想象了。

       我们居住的教工新村里有一批比我们大几岁的男孩，似乎怀着一种阶级仇恨似的，看到我们总是怒目圆瞪，白天晚上地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欺负我们。用泥团石块砸我们家的门，十好几个地窝一道，朝着我们喊口号：打倒老地主！小地主们滚出来！，老祖父已是七旬开外的年迈之人，谁还敢同他们争斗！我们欲哭无泪，极其苦闷和恐惧。孤立无援中，我们在家里的门窗后面钉了木条，甚至焊了洋元，做了一系列的加固措施。作为男子汉，我和弟弟则发狠要苦练功夫，必要时与入侵者拼个高低。我们把家里腌大菜的城墙砖找出来，用铁锤凿子在砖的中间敲出个圆洞，然后用一根圆木棍，两头装上这样的砖，便成了一副最原始的石担。后来还设法从同学那儿弄来了水泥浇铸的圆圆的“杠铃”。我们在家中有限的空间里腾出地方，作为我们的练功场所。早也练，晚也练。站着，练抓举、挺举；还躺到一条板凳上，把石担压在胸口，向上举三十下至五十下，这是练的上身力量。

        苦练“杀敌”本领的同时，我们还加强了对外的合作交流，以寻求一种切实的保护。院子里有一个20出头的青年，叫江晓东，。他也有个弟弟，和我弟差不多年纪。他们哥俩也很孤独，院子里那批男孩不找他们玩，说他们是坏人。江晓东并不高大，但却臂力过人，且身上有股侠气，愿意帮人。我们很自然地走到了一块。有好几次我们姐弟挨打时，江晓东挺身而出，挥拳相向，的确很有些威慑力。后来江晓东的一个朋友殷楠林也与我们熟识了，时不时地也会加入我们的队伍。殷当时是插队知青，也曾带着我们一道干过一些坏事。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领着乡下来的农民，趁着夜色悄悄地去公共厕所里偷粪。农民们开着一条水泥船来，船就停在运河岸边，而后担着粪桶一个个厕所摸进去。殷则带着我们，站在厕所外替他们放风。我胆战心惊地跟着殷，一直忙乎到天快亮。

       回忆起来初中那个阶段是我人生顶灰暗的一段时期。一是压根儿没读什么书，大块的时间都被各种劳动和活动挤占了；二是生活始终处于一种动荡不宁的状态。，一会儿最高指示发表了，连夜被学校叫去参加热烈欢呼的上街游行；一会儿某某老师因为什么问题被揪出来了，。后来，又派生出这个派那个派，都说自己是最最革命派，他们散传单，扯喇叭，你叫我嚷各据一方，继而上升为真刀真枪的生死械斗。时见头戴安全帽，肩扛长矛大刀的队列或车辆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不安、惶恐、迷惘，是我们那批尚处懵懂却又正值青春发育期的少年们真实的心理写照。

        我的好多初中同学都在15岁那年便过早地踏上了社会。初中毕业后，绝大部分家庭出身较好的同学都被分配了工作。主要的去向是到工厂当徒工。我记得当时第一批分得最好的单位，是一家远在200公里以外的兴化安丰纱厂，我们班有两个出身红五类的女同学被有幸选中。消息传来，整个班级都为之羡慕不已。而我由于家庭的缘故，一直都没等来工厂录用的通知。走投无路时，顷接同学带来的口信，说老师让我继续读高中。那般无聊的学委实是不想再上了，我态度非常坚决地向当时已从学院劳改队回了家的父亲表明心迹。但父亲似乎对读书执迷不悟，连续几天软硬兼施地做我的工作，万般无奈下我极为勉强地应了他读高中的要求。

       然而高中那三年倒是慢慢地有了点学习的氛围，尤其到了高三那一年，，上面有了要求，老师们也开始蠢蠢欲动。读书想“混”眼看已经不行了，一些成绩好的同学不断受到老师表扬，正气似乎在抬头了。我大概也是从高二下学期开始知道用功了。内心原本的一种压抑转化成了一种学习的动力，很快我的各门功课都有了较大的起色，成为班上的尖子。尤其是作文，多次被语文老师选作范文，当众朗读。但在班上我的话还是不多，更多的时候是沉默寡言地独来独往。我因个子高，座位总是被安排在最后，紧靠着教室的后门。下课铃一响，我总是第一个拉开门走出教室。

       凭心而论，高中这三年书是读了一些，但蒙在心灵上的阴影并未彻底消除。说出来也许别人不信，三年里我竟一天也没背过书包。凡当天要学的课本和作业本，我总是用手窝一窝，把它们插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就这么独行侠般地在校园里进进出出。

       拍完毕业照的那天，我独自跑到校园后面的小山包上，望着天空和前面不远的一条小河，傻傻地站了好半天，心里在说：别了，我的中学时代。

主    管：扬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扬州市文艺创作研究会

邮    箱：yzwyczyjh@163.com

小    编：13328126511（大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