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传奇 | 吉藏大师

五台山佛教2018-04-15 12:55:59

吉藏大师,是中国隋代三论宗的集大成者。释吉藏(公元549-623年),三论宗的创始人,著名的义学高僧。他的祖先原是安息人,因避世仇,移居南海(今广西、越南一带),后又移居金陵(今南京)。



一、吉藏生平、地位及时代背景


(一)吉藏生平及地位


吉藏大师(549-623),是安息国(即波斯,今伊朗)皇室的后裔,为避世仇,其祖先迁至中国交广间(今中、越交界处),后移居金陵,祖先世代信佛。幼年时,父亲带他去见真谛,真谛为他取名吉藏。吉藏的上辈本奉佛教,他的父亲後来出家名道谅。七岁投摄山(今南京栖霞山)法朗出家,学习经论。公元558年,吉藏随法朗应陈武帝之诏,入京城(今南京)兴皇寺。法朗大开讲席,盛弘三论,使摄山三论学影响日增,也在京城引起很大反响。吉藏跟随在兴皇法朗身边,“凡所谘禀,妙达指归,论难所标,独高伦次,词吐赡逸,弘裕多奇”。十九岁代法朗复座讲述经论,发挥辩才之能,“精辩锋游,酬接时彦,绰有余美”。显露头角,也得皇室礼遇。


公元569年受具戒后,继续跟随法朗直至隋开皇九年(589)。隋朝平定百越(今浙江、福建一带)后,住吴会稽(今绍兴)秦望山嘉祥寺研究讲习“三论”等,听者常千余人,后世敬为“嘉祥大师”。其“志在传灯,法轮相续”,着书立说,并对三论义理作系统总结。还剖析《法华经》,撰《法华玄论》十卷,《大品经义疏》十卷等。


隋开皇末年(600),吉藏受晋王杨广之邀,住扬州慧日寺。隋炀帝大业初年(605),又随至大兴(今西安)日严寺,并有其师兄智炬、法澄、慧觉、道庄等,三论之学流传到北方。在长安日严寺期间,完成三论注疏(公元602年出《中论疏》,公元608年作《百论疏》、《十二门论疏》),使三论学说在京城打开局面,也标志着三论宗思想体系正式形成,以致三论在长安成为影响最大的宗派。后跟“雄辩河倾,吐言折角”的三国论师僧粲辩论,往返四十余番获胜而名望达于极顶。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唐灭隋,吉藏以“惟四民涂炭,乘时拯溺,道俗庆赖,仰泽穹旻”,劝勉唐高祖李渊,备受尊敬和厚遇。晚年先后住长安的定水、延兴两寺。武德六年(623)6月5日,曾作《死不怖论》,斋时将及,示寂于长安实际寺,后瘗于终南山至相寺北岩。


吉藏治学广博,平生讲“三论”一百多遍,《法华》三百多遍,《华严》、《维摩》、《大品般若》、《大智度论》等各数十遍,并分别着有注疏及论文盛传于世。他的著述计约四十四部,现存著作尚有《三论玄义》、《中论疏》、《百论疏》、《十二门疏》、《法华论疏》、《二谛义》、《二谛章》、《大乘玄论》、《华严游意》、《净名玄论》、《法华经义疏》等二十六部。


吉藏博闻强记,善于辩论,擅长围绕当时佛学界的热点问题,在批判别派见解中阐发自己的观点。他的理论体系在辩论中形成,并通过论战表达出来,素以驳杂多端着称;其全力弘扬“三论”思想,并以 “二谛论”、“八不中道”等构成其核心学说内容。在中国佛教义理上贡献颇大,其思辨及教理为其他宗派所吸收与参鉴,故于中国佛教史上功不可没。


(二)时代背景


吉藏生活年代属乱世之秋,一生历经南朝梁、陈及隋、唐四代,主要活动于陈、隋两代,义学研究则主要在隋代,所处正是佛教变革时期。佛教大量典籍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得以翻译,并有诸多学派形成与发展。


吉藏所居金陵又是南朝梁、陈之都城,奉佛气氛浓厚,江南佛教大为发展,王公贵族竞造寺院。梁武帝时,建康一地寺院达五百余所,僧尼有十余万人,郡县更不胜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好点明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南朝佛教在梁武帝弃道归佛、广建寺院、亲近高僧、设大规模无遮大斋会等力倡下,达至盛极,梁武帝还多次舍身同泰寺。公元557年,陈霸先废梁自立为帝,建陈朝,曾祭祀礼拜佛牙,设无遮大斋会,永定二年高祖舍身佛寺。但“政局也很不稳定,经济凋敝不堪”。


北方佛教学者本有改革佛教的要求,因当时仍保留初传时小乘隐居山林传统,受道教的抨击。同时,佛教经济趋于寺院化,北齐、北周在短期对峙中,北周武帝宇文邕为灭北齐,统一中国北部,欲富国强兵而推行多方面改革,企图整顿和废除佛教寺院以充实国家财政。于是采纳卫元嵩提议,改良佛教,主张“一切皆道”。于建德三年(574)5月17日下令禁断佛道二教,毁像焚经,勒令沙门、道士还俗,设立“通道观”,收容蓄发菩萨僧,尊崇儒学。并大量招募普通汉人充当府兵,使民族差异减少。公元578年,北周宣帝即位,佛教又趋复兴。但这次灭佛事件逼迫当时佛教人士对现实改变看法,在实相等观念上有重新认识的趋势。总体上,南北朝的佛教是诸师并举的局面,且经论陆续译成华文,各地讲经解论盛行,出现许多涅槃师、摄论师、地论师、毗昙师等。


而隋开皇九年(589)举陈都建康,平定南方全部州县,中国历史进入新的统一阶段。隋朝虽存三十多年,却为唐朝佛教的兴盛奠定基础,也是佛教重大转折时期。


隋文帝即位后,广泛执行佛教治国政策,使隋朝佛教迅速繁荣起来,曾下诏京城及各州官立寺院于正、五、九月的八至十五日禁止杀害生物。隋文帝开皇十二年(592)设立五众制度,长安有大智度论、讲论、讲律、涅槃、十地五种众。隋晋王杨广,在镇守扬州时,设慧日寺、法云寺、玉清观、金洞观等四道场,吉藏就住于集中当时江南佛教人才的慧日寺,并受优厚礼遇。后长安建置日严寺,隋初北方流行官方认可的涅槃、地论、大智度论、律、禅等学说。吉藏到北方后,与其他学派论师辩论获胜,名噪一时。在其努力下,使三论学以宗派形式出现,长安成为三论教义的中心。隋朝推行佛教政策基本方针是佑护国家兴隆,是种“替国行道”的佛教,其目的在于使佛教成为隋王朝统一国家的精神支柱。一方面继承北朝佛教的建造寺塔的传统;另一方面接受南朝佛教讲经遗风,形成综合性的隋朝佛教,这无形中也为唐代佛教鼎盛奠定基础。


武德元年(618),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为健全各种制度,兴办文教事业,对佛教采取同化、利用和推崇的政策,并使之从属于王法之下。佛教受到唐帝室和贵族的尊重,故有“及大唐义举,初届京师,武皇亲召释宗,谒于虔化门下” 礼遇。


隋唐政治上统一局面,为佛教宗派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南重义学,北偏实践”之风在交流、沟通及总结上有诸多方便。从经济上观察,封建帝王经济布施与政策支持,使佛教寺院经济日益庞大,为创宗立说、制定教规、师徒教授等活动提供足够物质基础。在思想上,自汉以来佛教义理长期发展,从“格义佛教”到诸师学派云起,讲经着疏繁盛,大量印度佛典已基本译成汉文给予经论凭据,统一的隋唐,造就出大批博览群经、善于创新的义学僧人,也为创宗具备了人才资源和思想氛围。


吉藏也就是在这种特定时代背景下,一方面理论上有充实的基础,并着有三论疏等,使本宗派有可循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继承“破邪显正”、“破而不立”的方法论,以“般若无得”为基本标准,对各派诸师进行批判与驳斥,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三论宗体系,一定意义上调和了当时不同学派的分歧与矛盾。


二、吉藏思想概述


纵观吉藏大师一生的学说演变,可以发现前后共有三次变化:最初,吉藏宗承法朗大师的学说,对三论学说和涅槃学说都有深刻的研究和领会;在后来的弘法生涯中,吉藏继而摄取了天台宗的“法华玄义”之说,把天台宗的某些理论融进自己的学说体系之中;最后,吉藏法师将其全部精力放在对三论的阐扬上,著有《三论玄义》,树立起自己的宗要。在他以前的所谓“古三论”,有鸠摩罗什门下的僧肇、通融的“关内义”(也称作“关河旧说”),还有僧朗、僧诠、法朗三世相承的“山门义”,到了吉藏,才开始集三论教义之大成,所以,他的三论学说被世人称为“新三论”。


吉藏的新三论,实际上是将龙树、提婆的中道思想给予了中国化的表述,而在吉藏的佛学思想中,最有特色、最为突出的就是中道佛性论。


三论宗的中心理论是阐发世界万物当体性空而又无碍于缘起。世间和出世间的万有诸法,都是众多因缘和合而生,都需要一定的内外部条件才能够生起出现,正因为一切事物都是众多条件和因素聚合而成的,因此也就没有独立不变的恒常自体。这便是缘起性空的意义。缘起而成的世间事物,其存在本身就是时刻变化的,是无常的,是无我的,也是空的。三论宗强调众生应当具有不偏于性空与缘起的中道认识,如此才能产生出智慧,并通过修持,使心性由染转净,达到“无依无得”的最高精神境界。


吉藏所倡导的三论宗主要教理是由 “破邪显正,真俗二谛,八不中道”三方面构成。将人的思维、语言文字称作“教”、“名”、“虚”等,把不依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体性称为“理”、“体”、“实”等。并认为思维语言文字具相对性,未能正确反映无差别的客观实在。吉藏《大乘玄论》云:“能表是有无,所表非有无……文言终不得理”,反映出一种不可知的方法论。


但吉藏晚年由于专研《法华经》,受经中“一乘”思想的影响很深;另隋代正是涅槃学派最盛的年代,《涅槃经》中的“佛性”、“法身”思想,也必然对吉藏产生某种程度的熏染。而《法华经》的“一乘”和《涅槃经》的“佛性”概念,在吉藏看来是完全相同,故而思想有所变化。其总体思想可从下列几方面叙述:

(一)吉藏的破邪显正思想


继承三论学派“破邪显正,破而不立”原则及“破显同时,立破同时”传统,以不执着任何事物为正,破斥执着定有之邪,来揭示事物的真实相状。即在破“有所得”邪执同时,显“无所得、无所依”真理,破邪即显正,在破“有所得”之执外,别无立显正。《中观论疏》卷一称:“就说教意中,凡有二意:一者破邪;二者显正……此是对邪所以说正;在邪若去,正亦不留。”  破除一切情执别见,达到言绝虑断,破邪当下即悟中道真理。


吉藏的这种“般若无得”是源自僧肇《般若无知论》的般若无知、无相理论,也是其三论宗思想的基本精神,并用“破邪显正”、“但破不立”的真理观和方法论加以融会。


(二)吉藏的真俗二谛思想


三论宗二谛思想源自于《涅槃经》:“引导众生故说两谛”,及《中论·观四谛品》:“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义谛。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深佛法,不知真实义”。青目释云:世俗谛者,一切法性空而世间颠倒故生虚妄法,于世间是实。诸贤圣真知颠倒性故知一切法皆空无生,于圣人是第一义谛名为实,诸佛依是二谛而为众生说法,若人不能如实分别二谛,则于甚深佛法不知实义。


从颂及释可明,针对世间人认俗谛为真实现象,世尊说法时,既不偏于世又不偏于圣。以中道来说,“谛”指真实不虚之理,“二谛”就是二种真理,即“真谛”(第一义谛或胜义谛等)和“俗谛”(世谛或世俗谛等)。


三论学派的二谛观认为,二谛是因缘相待而有的分别,只是假名而无实体,也是对机说法的一种言教。吉藏“二谛思想”由兴皇法朗的三重二谛为基础,发展成“四重二谛”说,这与其所处北方众论师的争辩有关,有一定针对性。第一,针对毗昙师的“以事为俗,以理为真”而说“俗谛有,真谛无”;第二,针对成实师的“一切法空”而讲“说有说无为俗谛,非有非无是真谛”;第三,针对摄论师的“依他、偏计是俗谛,圆成是真谛”而谈“三性皆为俗谛,非依他非偏计非圆成是真谛”;第四,针对地论师的“三性是俗,三无性是真”而言“三性、三无性是俗谛,忘言绝虑为真”。吉藏“四重二谛”说最能体现这种“无得正观”学说精神,从四方面依次逐步、由浅入深地破除凡夫、小乘和大乘有所得者,通过多重否定,最后达到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无得无依之境界。


吉藏这种“二谛思想”目的在于对治外道、凡夫的空有、断常执见,使之达到绝对不二、平等无别之理。以二谛破“有所得”之迷执,契合绝对不二、平等无所得之理。吉藏承袭法朗观点,把“二谛”分为“于谛”和“教谛”。吉藏的《二谛义》称:“诸法性空,世间颠倒谓有,于世人为实,名之为谛;诸贤圣真知颠倒性空,于圣人为实,名之为谛,此即二于谛,诸佛依此而说,名为教谛。”从本质上说,“二谛”属于言教,是假名,是一种方便施设,达不到绝对真理的认识。所以,吉藏特别强调言教二谛,以二谛学说作为立宗之根本,认为一切经教言说,只是教化众生的方便,“二谛”不外乎言教,皆不能执着。同时,这种“二谛”说又有调和矛盾的作用,它承认众生的各种认识,圣贤的各种说法,以及佛的言教也都具有一定的真理性。因诸佛所说的“教谛”也是依据众生和贤圣的认识而开示的。总之,是用对缘假说的二谛方便,来显示无所得、性空的诸法实相。


(三)吉藏的八不中道思想


据《中论·观因缘品》:“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建立“八不中道”思想,用来破除生灭、去来、一异、断常八倒,洗净一切有所得心。这是印度佛教中观学派对世界、人生作的概要说明。认为宇宙万法都是因缘聚散而有生灭,实质上是无生无灭。吉藏《中论疏》评价“八不”是“正观之旨归,方等之心骨;正佛法之偏正,示得失之根源……八不即是中道”。依其解释,诸法实相是离生灭、一异、断常、来去等范畴的,如果有生有灭,则会偏执于某端,离两边就能显示“中”,“八不中道”即论证了“中道实相”。这是用双重否定的破执方法说明理体不可知、不可思议,目的是要求在修证上做到“无所得”,心无执着,故而这种教理应是实践的中道观。众生的执着不外乎“生灭、常断、一异、来去”八项上。“八不中道”扫荡了一切执见、偏见与邪见,最后连“八不中道”的念虑也泯灭,以防落入“有所得中道”之中,最后契悟无所得的“八不中道”,达到一念不生,无所得的诸法实相,本来寂灭的涅槃境界。


吉藏对中道释义为:《华严经》云:“正法性远离,一切言语道,一切趣非趣,系皆寂灭相。”说明正法即是中道,离偏曰中,对邪名正。“中”就是真实和中正,以“正”为义。“佛教正法,其本性远离一切语言所表达的意思,也远离一切往生的生死世界和无往生的涅槃世界,所有一切事物的相状都是空寂。”   可见,吉藏的“中道思想”主要强调:中道能发生“实智”(真谛)与“权智”(俗谛),也就是般若与方便,以“不真空”为理论依据,处理染净一切施设应用,将一切归向“无依无得”,也以此为标准驳斥各家派系的“有所依,有所得”之偏见。


(四)吉藏的佛性思想


南北朝时期涅槃佛性学说流行,作为三论集大成的吉藏,不得不从一贯的中观学说出发,对“佛性”问题有个回应,提出个人独到见解。通常而言,佛性有许多异名,象《涅槃经》云:“佛性有种种名,于一佛性亦名法性、涅槃,亦名般若一乘,亦名首楞严三昧、狮子吼三昧;《华严经》名为法界,余经有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八识,佛藏、如来藏、佛界、般若法性,无住实际等。”“佛性”意谓众生觉悟之性,众生成佛的可能性,也就是众生具有成佛的内在依据。同时,佛性也有“因性释佛性,抑以体性释佛性”的问题,失以毫厘,差之千里;中土佛性多主“众生悉有佛性”,但并不因此忽略修证。


吉藏之前,对于佛性的本质(正因佛性),有十二家之说。吉藏批判前十一家,都有“得佛之理”的存在,是一定意义上“有”的正因佛性,还是“有所得”,不符 “无所得”的中观义理,采纳与改进了第十二家说法。其归纳十一家“正因佛性”为三大类:第一类以众生或六法为正因佛性(假实说);第二类以心识或其作用为正因佛性(心识体用说);第三类以得佛之理为正因佛性(悟空理说)。


印度佛教中观学派的奠基人龙树大师运用中观学说来阐明佛性问题,他认为一切事物都并非是恒常不变的,而是瞬息变化无常的,因而都是没有自性的,并从这一观点出发,来否定众生从本以来就有佛性的说法,只是承认众生有成佛的可能性。


三论宗的创始人吉藏大师在批判旧有的佛性思想的同时又吸收了龙树的中观理论,运用本宗“无所得”之方法论,提出了“中道佛性”的新思想。吉藏认为佛性是不可言说的,不可用世间文字言语所能表达的,因此是既非本有,也非始有。在佛性问题上,不论是持本有说(即认为人们先天具有佛性),还是持始有说(即人们的佛性并非先天所有,而是后天精进学佛,努力修持的结果),都是一种思想上的执着,都是“有所得”的,假如要以这种有所得之心来证悟佛法,获得无上的智慧,实现心灵的解脱,是根本行不通的。为了破除人们的这种执着偏见,吉藏便以中道为佛性。而这种中道,便是一种离开极端、偏执的两边而形成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


吉藏认为,中道理论是佛教思想的最高真理,用这种真理来破邪显正,便可开发出内在智慧。破邪就是破除一切执着妄念,显正就是显现诸法空性的实相。中道思想也便是对真俗二谛的超越,是对世界上任何两相矛盾对立的概念的超越,而这也正是吉藏所认为的一种“无所得”的人生境界,而人们只有用这种无分别的心来修行,才是证得佛果的正确途径。



结 语

吉藏法师的著述深博庞大,现存的著作有26部,已经散佚的有数十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子论玄义》两卷、《二谛义章》三卷、《大乘玄论》五卷、《法华玄论》十卷、《百论疏》九卷、《无量寿经义疏》一卷、《中观论疏》二十六卷、《十二门论疏》六卷等。


作为三论宗的一代宗师,吉藏终其一生都在弘扬三论宗的佛学思想,开讲三论(即《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不下百余遍,而诸如《华严》、《法华》、《大智度沦》、《维摩》等经论也宣讲了百遍或数十遍。


在五十余年的弘法生涯中,吉藏培养出很多佛教界的优秀人才,见于史书的就有智拔、智凯、智命等人,还有来自高丽国的慧灌,后来他到日本传弘三论宗,被称为日本三论宗的始祖。


吉藏法师博学强识,卓有才华,而且与陈、隋、庸三代王室都有密切联系,受到三代王室的尊重和推祟,因此也就不免过于恃才傲物。他长于辩论,而生活上又十分不拘小节,不善于处理和众人的关系,因此在当时就招致了人们的一些非议。道宣对吉藏的评价是:“纵达论宗,颇怀简略,御众之德,非其所长。”可见,吉藏真正卓有成果的,还是在做学问上,而并非是在待人处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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