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敬飞 | 论魏晋南北朝北郊神位之演变

元始年间王莽树立郊祀主要依据《周礼》，同时参用诸经，如二郊从祀有《尚书》“六宗”，以高皇帝、高皇后配祀二郊又受《易经》天阳地阴之影响。可以说，郊祀制度就是制礼者杂糅诸经的产物。正因如此，后世也多依据儒家经典改动郊祀。

东汉北郊虽大体承元始仪，但也不尽相同。首先，东汉恢复北郊主神地祇的“后土”名号。光武帝即位告天地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独断》言：“祇号，若曰后土地祇。”其次，元始仪北郊从祀之神分为前、列、卿、大夫、士五等，系王莽参用周、汉爵制所为。《礼记·王制》记周天子有公、卿、大夫、士，王莽加入“列侯”，简称“列”，“前”对应“公”爵，如此元始仪从祀北郊的岱、河、海皆被视为“公”。 由此可知，虽然神爵元年（公元前61），朝廷已根据《礼记·王制》所言“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在各地确立了五岳四渎的最高山川神地位，但元始仪的北郊从祀设计并未与岳渎专祀保持一致。在北郊中无论是选择六宗之三岱、河、海从祀，还是将三神统一视为“公”，这都与《王制》有一定差距。毕竟，《礼记》更近《周礼》，于是东汉舍《尚书》“六宗”之义将五岳四渎定为北郊从祀之最高神：

中岳在未，四岳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营内。海在东；四渎河西，济北，淮东，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营内。

可以看出，元始仪的“岱”归入五岳，“河”归入四渎，只剩一“海”夹在岳渎之间。此外，在北郊配神上，光武帝还以薄太后取代吕太后为“高皇后”。以上便是东汉北郊异于元始仪之处。

魏晋时期郊祀曾经历短暂的剧烈变动。受郑玄经学影响，魏明帝一度实施郊丘分立，西晋又将郊丘合并。除魏明帝“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外，史书未载魏、西晋方丘、北郊从祀之神。中古最早能与东汉北郊形成参照的是东晋咸和八年（333）所立北郊：

地郊则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五帝之佐（五帝应有重文）、沂山、岳山、白山、霍山、医无闾山、蒋山、松江、会稽山、钱唐江、先农，凡四十四神也。江南诸小山，盖江左所立，犹如汉西京关中小水皆有祭秩也。

这里首先要注意的是，传统经学多言郑玄、王肃之别，不少研究者受此影响亦认为东晋南朝郊祀是受王肃影响；但古桥纪宏先生通过经史互参梳理魏晋礼制时指出，东晋南朝郊祀实本自元始仪及东汉礼。此处引文所见东晋北郊从祀神位一目了然，与东汉相比有两个特点。一是山川名目增加，二是多出五帝、五帝之佐与先农（神农氏）等神。首先看新增山川。有研究已指出东晋所置“四望”应来自元始仪的“六宗”，即日、月、北辰、岱宗、河、海。此时北郊又有“五岳”“四海”神位，且四海已融入五岳四渎五方地神体系，故至梁武帝改革礼制时废弃了“四望”诸神，同时亦删除五湖、松江、钱唐江等南方特色川神，仅保留白石（即白山）、钟山（即蒋山）。此外，《周礼·职方氏》有九州“镇山”：扬州镇“会稽”、荆州镇“衡山”、豫州镇“华山”、青州镇“沂山”、兖州镇“岱山”、雍州镇“岳山”、幽州镇“医无闾”、冀州镇“霍山”、并州镇“恒山”，其中除去五岳之属，即是咸和北郊沂、岳等五镇山。

东晋北郊多出的先农、五帝、五帝之佐多被南朝沿袭，考其源流皆来自汉魏。西汉确立天子藉田礼祠先农，东汉承之。曹魏特重藉田，史称“魏氏三祖皆亲耕藉”，晋武帝更在洛阳东郊循古礼复天子藉田千亩之制。正是由于魏晋特重藉田礼，故先农神地位得到重视，以致被作为地理之神从祀北郊。分五郊兆祭五方帝是西汉元始仪的重要内容，五方帝即《月令》太昊等五帝，五帝之佐即句芒等五官神。东汉仍分立五郊，五方帝系统影响颇大，这是五帝及五帝之佐在东晋能从祀北郊的根本原因。至萧梁，梁武帝以郑玄五精帝灵威仰之类为五方上帝，属天神，故北郊从祀只剩“五官之神”。对于南北二郊皆有“五官之神”，梁武帝曾辩护道：“五行之气，天地俱有，故宜两从”，其后陈朝为避免重设最终取消南郊五官之神，五官神只从祀北郊。

从加减北郊四望及东南山川神座、加减二郊五帝、五官之神以及设先农于北郊来看，可以说东晋南朝的北郊设计多是在前代礼制基础上本着实用精神进行“多退少补”，很难说其行动背后有多少直接的经典依据。当然，在东晋南朝北郊名山中，也能看到《周礼》九州镇山的影子，但这与北朝祭地特崇《周礼》的做法相去甚远。

汉末魏晋以来，郑玄的三礼之学地位上升，《周礼》是郑玄礼学之核心；，郑注三礼逐渐成为它们制礼作乐之思想指导。楼劲已充分论证了《周礼》与北魏初年立国建制的紧密关系，受其启发，笔者从郑玄经学特别是郑注《周礼》角度考察北朝一系的北郊设计。

天兴元年（398），崔玄伯、董谧等人为北魏制作郊祀，其南郊“五精帝”即郑玄主张之灵威仰之类，此是拓跋氏制礼参用郑玄经学之表现。但北魏此时郊祀主要是模仿汉制，其南北二郊从祀之神与两汉基本保持一致，北郊仍以五岳四渎为从祀山川之首；二郊分别以神元皇帝、神元皇后配祀，亦与汉制相仿。天兴初年郊祀遵循汉制的主要标志是二郊祭祀时间皆在正月，而据郑注《周礼》，郑玄主张郊丘分立并以冬夏二至日分祭天地。天兴三年，道武帝按汉礼祭二郊后不久就规定：

其后，冬至祭上帝于圆丘，夏至祭地于方泽，用牲币之属，与二郊同。

自此北魏郊丘分立，郑注三礼成为指导北朝郊祀的不二选择。孝文帝时期是北魏第二个制礼高峰期，其郊祀祭配制度是“以太祖道武皇帝配圆丘，道穆皇后刘氏配方泽；太宗明元皇帝配上帝，明密皇后杜氏配地祇”，这里方泽所祭应为“昆仑”，北郊“地祇”并非指“后土”而是指“神州”。受邹衍大九州思想影响，纬书《河图括地象》言：。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其中有五山，帝王据之。”郑玄据之注《周礼》，他认为方泽“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也”，北郊所祀是“神州之神”。方泽、北郊所祭“昆仑”“神州”这种二级秩序表达了一种比原来“后土”之神更为明晰也更为广大的天下观。

受北魏循经复礼影响，北齐、北周均致力于改革郊祀。郊丘分立本质上就是圆丘、方泽（方丘）取代原有的南北二郊成为祭祀天地之最高礼。因此在北魏方泽、北郊分立基础上，北齐选择了重点改造方泽之祀。因北齐方泽与经学关系甚密，且学界至今未对其全面解释，故不惮繁冗录全文如下：

夏至之日，禘昆仑皇地祇于其上，以武明皇后配。其神州之神、社稷、岱岳、沂镇、会稽镇、云云山、亭亭山、蒙山、羽山、峄山、崧岳、霍岳、衡镇、荆山、内方山、大别山、敷浅原山、桐柏山、陪尾山、华岳、太岳镇、积石山、龙门山、江山、岐山、荆山、嶓冡山、壶口山、雷首山、底柱山、析城山、王屋山、西倾朱圉山、鸟鼠同穴山、熊耳山、敦物山、蔡蒙山、梁山、岷山、武功山、太白山、恒岳、医无闾山镇、阴山、白登山、碣石山、太行山、狼山、封龙山、漳山、宣务山、阏山、方山、苟山、狭龙山、淮水、东海、泗水、沂水、淄水、潍水、江水、南海、汉水、谷水、洛水、伊水、漾水、沔水、河水、西海、黑水、涝水、渭水、泾水、酆水、济水、北海、松水、京水、桑干水、漳水、呼沲水、卫水、洹水、延水，并从祀。

以神州、社稷之神从祀昆仑皇地祇，体现了昆仑的最高地神地位，同时数量繁多的山川名目成为北齐方泽的特色。首先分析五十三座名山，它们按岳—镇—其他名山三级结构排列在东南西北四方。与东晋北郊诸山暗含《周礼》九州镇山不同，北齐直接标榜镇山名目。除岳镇山外，其余名山大多出自《禹贡》；在十五座不见于《禹贡》的名山中，云云、亭亭为传说上古帝王封泰山所禅之山，剩下十三山中北方之山有阴山等十座，这是北齐效仿秦制尊崇近王畿之山。然而，就经典来源而论，以上诸山设计主要还是受《周礼》《禹贡》影响。而提到《禹贡》，便涉及“九州”。

《尚书·尧典》有：“肇十有二州”，西汉因鼓吹汉绍尧运特重“十二州”，如王莽言：“《尧典》十有二州界，后定为九州。汉家廓地辽远，州牧行部，远者三万余里，不可为九。谨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分界，以应正始。”《汉书·地理志》也言“尧遭洪水，褱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此知在两汉之际，知识界比较认同十二州是最早的地方行政设置，《禹贡》九州制乃晚出。但这种情况随着东汉古文经学的兴盛逐渐发生变化，如马融、郑玄皆主张九州早于十二州，为古制，郑玄言：“禹治水之后，舜分冀州为幽州、并州，分青州为营州，始置十二州。”此说后来处于上风，如曹魏孟康亦言“本九州，洪水隔分，更为十二州。”

笔者以为马、郑九州古制说并非简单取《禹贡》“九州”反对《尧典》“十二州”，而是有更深层原因。众所周知，古文经学特重《周礼》，《周礼》所述“周制”为九州而非十二州。廖平评价郑玄：“至细考其著作，实不见所长。《诗》《书》二经，推《周礼》以为说，强四代经文以就其误解之《周礼》，固无论矣！”此言虽未尽平允，却一语道出郑玄解诸经以《周礼》为本的特点，如此则马、郑在面对《尚书》“十二州”“九州”时，极有可能是据《周礼》“九州”而判定《禹贡》“九州”为古制。

此外，郑玄尊信的《河图括地象》又言昆仑之下有大、小九州，大九州是“东南曰神州，正南曰迎州一曰次州，西南曰戎州，正西曰拾州，，西北曰柱州一作括州，正北曰玄州亦曰宫州（笔者按，即营州），又曰齐州，东北曰咸州一作薄州，正东阳州。”小九州是“中国九州，名赤县，即禹之九州也。”如此可知郑玄的经学地理观是：昆仑之下有神州（大九州之一），神州之内分九州。贾公彦承郑注《周礼》为“九州”梳理出一条“历史”脉络：

自古已来皆有九州，惟舜时暂置十二州，至夏还为九州……但自神农已上有大九州，桂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黄帝以来，德不及远，惟于神州之内分为九州。故《括地象》云：昆仑东南万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九州之内所有山川，或有解出其处者，至江河淮泗汉洛等，不释所出者，此等皆《禹贡》有成文……

贾氏之言大概中郑玄之义。

颇为有趣的是，，“九州”为一重要元素。北齐天保七年（556）并省州郡诏有：“昆山作镇，厥号神州；瀛海为池，是称赤县。蒸民乃粒，司牧存焉。王者之制，沿革迭起，方割成灾，肇分十二，水土既平，还复九州。”其地理观念就是照搬郑玄经学。不惟如是，北齐官方更以“九州”为天下代称，如天保十年“诏九州军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职”，皇建元年（560）“诏九州勋人有重封者，听分授子弟”，天统三年（567）大赦“九州职人各进四级”等等。北齐朝廷重“九州”亦可上溯至北魏，孝文帝论证迁都时言：“今代在恒山之北，为九州之外，以是之故，迁于中原。”可见北朝皇帝已视“九州”为关乎正统之大事。

至此，反观北齐方泽从祀诸山：经郑玄解释，《周礼》“九州”已上升为古制，，北朝尊郑学而崇“九州”，故北齐在方泽中名列《职方氏》九州“镇山”之沂镇、会稽镇、衡镇、太岳镇、医无闾山镇；同样按郑学思维，北齐方泽罗列《禹贡》诸山乃是因为诸山分属“九州”，切合本诸《周礼》的九州天下观。一言以蔽之，虽然北齐方泽从祀诸山看似来自《周礼》《尚书》两部经典，但其根本思想来源却只有一个即本诸《周礼》之“九州”。

北齐方泽诸水排列顺序类似诸山。与南朝北郊四海在四渎前不同的是，北齐四渎淮、江、河、济均位列四海之前。《周礼》不言祭海，故后人称郑玄主张“礼无祭海之文”，《礼记》又有“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由此可见，北齐渎尊于海是按三礼而行。北朝不重祭海还有具体案例，《魏书》记胶州刺史裴粲故事：

属时亢旱，士民劝令祷于海神。粲惮违众心，乃为祈请，直据胡床，举杯而言曰：“仆白君。”左右云，前后例皆拜谒。粲曰：“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安有方伯而致礼海神也。”卒不肯拜。

身为刺史的裴粲根据礼经，认为海神对应爵位不及岳渎，按五等之制至多与刺史方伯平级，故他祈请海神时不肯拜谒。这则故事透露出北朝士人行礼重经学的倾向，裴粲不拜海与郑玄主张的“礼无祭海之文”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与北齐据《周礼》改造方泽不同，北周因重郑玄五精帝而大大提高五郊迎气礼之地位，以致五方山川从祀五郊，大有架空圆丘、方泽之势，故史书较少记录北周方泽、神州之祀。隋代五礼多采自萧梁、北齐，其郊祀仍是郊丘分立，显然承自北齐，其方丘制度如下：

夏至之日，祭皇地祇于其上，以太祖配。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营州、咸州、阳州，九州山、海、川、林、泽、丘陵、坟衍、原隰，并皆从祀……神州九州神座于第二等八陛之间：神州东南方，迎州南方，冀州、戎州西南方，拾州西方，柱州西北方，营州北方，咸州东北方，阳州东方，各用方色犊一。九州山海已下，各依方面八陛之间。其冀州山林川泽，丘陵坟衍，于坛之南，少西，加羊豕各九。

如果说《周礼》“九州”在北齐布置方泽诸神时体现的是半明（指各镇山）半暗（指《禹贡》山川），那么隋代则将“九州”观念完全挑明。只不过，北齐是按禹迹“神州”之内九州布置诸山川，而隋径用《河图括地象》之大九州。其中“冀州”既是禹迹“九州”之首，又是大九州之州名，隋礼径因其为《禹贡》九州之首，而使其礼遇优于他州，此做法显然与大九州之从祀设计抵牾，是隋礼之失。但总的来说，隋代方丘布置更加切合郑玄的经学地理观，因为据郑玄之义，昆仑为最高地祇，其下有大九州，神州（即《周礼》《禹贡》九州之地）不过其一尔，故从祀昆仑以大九州为宜。

经过以上梳理可见，从北魏经北齐至隋，方泽之祀取代汉晋北郊之祀成为祭地之最高礼，三朝方泽从主神到从祀诸神逐步实践了郑玄礼学，特别是郑注《周礼》。

北周虽不重方泽、神州之祀，但也非毫无建树。如自西汉元始仪开始，王莽以天地阴阳观念设地祇配神为高皇后，此后除西晋曾去北郊先后配祀，陈朝曾短暂以德皇帝配北郊外，。唯独至北周，其二丘配神同为炎帝神农，南郊、神州配神同为始祖献侯莫那，方丘、神州地祇配神皆为男性先祖。关于方泽、神州配神，郑玄未有具体意见，但他注《周礼》引《孝经说》“祭地方泽象后妃”,似是认同汉制以先妣配地祇。而北周以男性先祖配地祇并非无据，同样是《孝经》纬书，《孝经钩命决》言及郊祀：“郊祀后稷，以配天地”，“后稷为天地主。”北朝特重《孝经》，魏孝文、宣武等帝皆亲讲之，故与《孝经》相关之汉代纬书应为儒者所注意。隋唐之际的通儒孔颖达曾为唐太宗讲《孝经》，其《礼记疏》言及方丘配神：

《孝经纬》既云后稷为天地之主，则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则周人以喾配圆丘，亦当配方泽也。

有学者已指出北朝解经多用谶纬之言，此处孔颖达竟据纬书勾勒出周代郊丘配神皆为先祖，这一理想配祀模式完全切合北周郊丘。北周崇尚姬周之礼，孔氏此言可视作是对北周制度的解释，进而可判断，《孝经钩命决》之属或即北周以先祖配祀方丘、神州的思想来源。北周一反汉制以先祖配地祇的做法后为隋唐所继承（如开元礼以高祖配方丘、太宗配神州），可谓一大创新。

综上所述，我们既认识到郑注《周礼》对北朝方泽之礼有决定性影响，也发现了北周参用纬书设计地祇配神这一细节，北朝祭地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上都散发着浓厚的汉学气息，可以说汉学尤其是郑学虽成于汉代却作用于北朝。与东晋南朝北郊之祀斟酌损益前代之礼的做法不同，北朝方泽之祀完全走上了一条实践经学的理想主义道路。

唐初祭地礼多用隋礼，然亦有改造，其中之一便是除去从祀方丘的大九州，如贞观年间房玄龄等制礼时指出：“神州者国之所托，余八州则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八州等八座，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高宗制显庆礼时，许敬宗等参用王肃之学，否定郊丘分立，主张：“其方丘祭地之外，别有神州，谓之北郊，分地为二，既无典据，理又不通，亦请合为一祀，以符古义。”于是废神州之祀。乾封元年（666年），高宗又主张恢复神州之祀，此时北朝以来的一个难题暴露出来，即北郊神州祭祀时间问题。从经学角度讲，郑玄并未就北郊神州之祀给出具体时间，这让北朝一系的神州之祀出现分歧。北魏前期郊丘分立后，南北二郊应仍尊汉制在正月先后享祀，北齐承之，如非要从郑玄经学中找间接依据，那不外是他主张的“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隋代虽承北齐立北郊神州之祀，但改在孟冬十月致祭，其理由应是参照二至祭二丘，以阴阳之别将原来同在正月享祀的二郊分开，唐初武德之制沿用之。在乾封复神州之祀时，礼臣对旧礼提出异议：

其神州十月祭者，十月以阴用事，故以此时祭之，依检更无故实。按《春秋》“启蛰而郊”，郑玄注《礼》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三礼义宗》云：“祭神州法，正月祀于北郊。”请依典礼，以正月祭者。

乾封礼臣欲正月祭神州，不仅搬出郑玄之说，更引用崔灵恩关于祭神州时间的具体意见。崔灵恩原为北魏博士，其意见可视作是对北魏、北齐制度的解释。然而此时陆遵楷等博士指出：“北郊之月，古无明文。汉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咸和中议，北郊同用正月，然皆无指据。武德来礼令即用十月，为是阴用事，故于时祭之。请依旧十月致祭。”于是朝廷仍循武德旧制以十月祭神州，开元礼承之。唐代神州之祀的废立表明：在郊丘分立状态之下，原来的南北二郊地位明显下降，连北郊神州祭祀时间都要参照圆丘、方泽以阴阳之分而定。此外，从祭祀规模来看，在定型后的唐礼即开元礼中，方丘从祀之神有神州、岳镇海渎等六十八座，而北郊神州除一配神外，无任何从祀之座。

回顾汉代以降北郊祭祀演变历程，可以发现：三国魏明帝以郊丘分立开启了用郑玄经学改造郊祀的先例，西晋对此纠正后，东晋南朝北郊多是在汉晋基础上小修小补；与此相对，自北魏初年尊用郑注《周礼》实施郊丘分立，北朝逐步按《周礼》精神改造方丘，“九州”因素得以凸显，北周甚至超出郑学用汉代纬书改方丘、北郊皆以先祖配祀，这些建设与改造都堪称大刀阔斧。唐高宗乾封议礼后，方丘、北郊基本定型，又回到了承袭隋代的武德之礼上，只是方丘从祀神座减少了“九州”因素而已。

陈寅恪先生针对隋唐制度曾提出著名的三源说，即北魏北齐、南朝的梁陈以及关中的西魏北周，他甚至认为北魏北齐礼制也是“南朝前期文物之蜕嬗”。然而，就本文所探讨的北郊祭祀而言，因实践郑注《周礼》，自北魏初年北朝的祀地之礼就走上了一条独立的道路，北魏、北齐、隋代的方丘皆有脉络可循。唐代确定的方丘、神州之祀显然源自北魏，其方丘、神州配祀以先祖也是来自北周，其定孟冬祭神州及削减方丘“八州”实际上也是对北朝一系礼制的继承与改造，与南朝北郊并无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