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与文澜阁本

古籍2018-05-30 12:26:22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所编的最大一部丛书,同时也是一部最备受争议之书。此书由乾隆帝发起,汇集了当时全国各科硕儒300余人,参与者达数千人,耗银数千万两,历时15年,共抄成七部,又专建七阁庋藏,分北四阁,南三阁。在不到百年的战火中,七部书毁亡过半,所剩还不到三部半,所存三部为文渊阁、文溯阁、文宗阁本,这不到半部之书即是杭州文澜阁本。太平天国战争之际,南方三阁同被太平军占领,文宗、文汇二书遭到灭顶之灾,阁与书具化灰烬,文澜阁也同罹劫难,杭州仁人志士丁申、丁丙奋力冒险从死神手中硬抢救回来约四分之一残书,并从民间五省十七家藏书楼补抄成全书的十分之九,民国时又主要借文津阁本进行了三次补抄,全书庶几恢复原貌,创造出一部独特的《四库全书》。丁抄将其中一些原本残缺之书觅到了全本,又据原书未加删改,因而文献价值要超过原来的《四库全书》,更其中的浙人在保护《四库全书》中所体现的精神和勇气是值得人们永志不忘的。这是浙江对文化保护的重大贡献,是浙江人的骄傲。


下面就《四库全书》编纂情况与文澜阁本经历过程的概况作一大致介绍。


一、《四库全书》编纂


1.原因


(1)继承传统。中国自古皇帝有编书的传统。出于武功文治之因,武力夺天下,文治守江山。一方面为保持其家天下世代相传,另一方面也为附庸文雅,在文化上树碑立传,名垂千古。


秦始皇“焚书坑儒”:“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先秦之书很多失传。


项羽烧毁阿房宫,又使秦朝大量文献消亡。


汉初广开献书之路。成帝时使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令刘向等校书,其子刘歆接替编成《七略》。对存世之书作了全面整理。《四库全书》仿其制式。


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上表请遣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


宋太宗于太平兴国间,编《太平御览》1000卷、《太平广记》500卷、《文苑英华》1000卷、真宗时编《册府元龟》1000卷。


明成祖编《永乐大典》22937卷,11095册,收书7000余种。


清圣祖编《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目录40卷,5020册。


乾隆帝要编一部超轶历代之书。  


(2)直接原因——从扩充府库到辑《永乐大典》


三十七年正月初四乾隆谕:“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或未登柱史,正宜即使采集,汇送京师,以彰稽古右文之盛。”未经响应。


十月十七日乾隆再次下谕:“速行设法访求”。各地响应仍然寥寥,所进“不过近人解经、论学、诗文私集数种”。


此时安徽学政朱筠上奏献上四条建议:一、汉唐宋元旧刻、抄本当急收。二、金石、图谱也当收录。三、《永乐大典》中多有佚书。四、著录、校仇并重,仿刘向每书撰写提要。其中提到藏于翰林院的《永乐大典》中“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觏者,辄具在焉”之言,引起了乾隆的重视,即命大臣查明议奏。经初步调查,刘统勋回奏中有“世不经见之书多至三四百种”。乾隆立即下谕“即派军机大臣为总载,率翰林详细检阅”。


数日后,大臣取《永乐大典》首套书十册与目录十册呈上。于是在翰林院开馆校辑,四库全书的编纂也由此开始。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乾隆下令“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


从访书充府库到编《四库全书》,是受启于《永乐大典》,编一部超越《永乐大典》的书的设想从而形成。《永乐大典》只是四库中的一部大类书,而乾隆要编的则是四库的全书:“俾古今图籍,荟萃无遗”。


乾隆于三月二十八日立即下第三道访书令。乾隆找到了两次征书不成功的原因:一是藏书家担忧所送书中若有违碍内容,将会累及其身,地方官员若是送有违碍之书,同样怕受牵累;再者藏书家担心那些视若性命的珍贵书籍将会有去无回。谕中作了不“罪及收藏之人”和“借后仍还故物” 的保证。


三月二十九日,又谕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萨载、浙江巡抚三宝,指定江浙为人文渊薮,藏书家遍地,并点传是楼、述古堂、天一阁、小山堂等各大藏书家名。以民间藏书家为中心的征书运动轰轰烈烈全面展开。地方官登临藏书家门,使其呈出藏书目录,一一甄选。此名为借取,实乃强征。


从三十七年起至三十九年,经三年的全国性征书运动,包括内府所藏与《永乐大典》辑出以及钦定新编之书,共汇集到书12000余部,其中江苏、浙江占三分之二以上。


进书五百部以上:扬州商人马裕、宁波范懋柱天一阁、杭州鲍士恭知不足斋、杭州飞鸿堂汪启汝,获赠《古今图书集成》一部。


进书百部以上:周厚堉、蒋曾莹、吴玉墀、孙仰曾、汪汝瑮、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获赠《佩文韵府》一部。


从“借书录副”,中变成编完后归还,到最后《四库全书》编完后,乾隆食言,书绝大多数未予归还,各藏书家精华散尽,许多从此一蹶不振。


2.四库全书成书


将收到之书令大臣审阅挑选,分应刊、应抄、应存目三类,所收书校勘文字,所有书撰写提要。应刊书138种(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应抄书3461种,79309卷,36000余册;应存目丛书6793种,93551卷。又先期编成《四库全书荟要》463种,20828卷,11178册。自三十七年始,至四十六年第一部完成,至五十二年七部相继抄成。七部全书:北京故宫文渊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孤山文澜阁,二部荟要:故宫摛藻堂、圆明园味腴书屋。


必须指出的是,在编书期间,开展了历史上最大的全国性禁毁书运动,被禁毁之书达3000余种,15万余部。同时也对《四库全书》也进行了撤毁与多次删改,其删改之广之烈,使大量书被删改得面目皆非,体无完肤。如岳飞《满江红》名句: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改成)


又孔子语:


“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


“微管仲之仁,謂民受其賜。”(改成)


删改遍及经史子集,一部《明文海》被删即达一百五十人,一千五百余篇,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一和三分之一。


3.各阁状况


七阁仿宁波天一阁建造。


 

文渊阁本 


1917年清点,发现缺9种23卷:《四书大全》十卷、《天经或问》四卷、《天步真原》一卷、《天学会通》一卷、《邓子》一卷、《公孙龙子》三卷、《鬼谷子》一卷、《关尹子》一卷、《李太白集》一卷。经向文津阁补抄齐全。1925年,书归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接管。1931年“九·一八”后,书于1933年南迁上海。1936年再迁南京故宫博物院。抗战期间,书避难重庆,1947年运回南京。1948年,国民党带往台湾,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文溯阁本


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914年,运存北京故宫保和殿,经清点,缺16种72卷:《礼书纲目》十卷、《春秋列国世纪编》一卷、《春秋集传详说》八卷、《翻译五经四书》七卷、《瑟谱》六卷、《韶舞九成乐补》一卷、《胜朝殉节诸臣录》十二卷、《盛京通志》四卷、《谥法》四卷、《证治准绳》一卷、《高斋漫录》一卷、《鲸背集》一卷、《西河集》九卷、《御制诗集》二卷、《玉澜集》一卷、《雁门集》四卷。书向文渊阁本补抄。1925年,运回沈阳文溯阁。1931年“九·一八”后,书由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接管。1934年,又借文津阁本补抄《礼书纲目》、《翻译五经四书》、《挥麈录》。1935年在文溯阁边上建造钢筋水泥新阁。1937年书移入新阁。1946年抗战结束,改为沈阳图书馆,后又改为沈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49年书归属辽宁图书馆。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0月运黑龙江讷河县,1951年又移北安县。1954年运回沈阳。1966年,文化部发文,书迁兰州,拨交甘肃图书馆。


文源阁本


成书于乾隆四十八年。1860年文源阁《四库全书》与味腴书屋《四库全书荟要》毁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文津阁本


成书于清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于乾隆五十年三月运往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共36304册,分装6144个书函,陈列摆放在128个书架。1909年7月,清政府允准拨文津阁《四库全书》为筹建京师图书馆所用,1913年12月底全书自承德启运,1914年1月初到京,暂存故宫文华殿内,1915年9月由京师图书馆正式接收,现为国家图书馆。


文汇阁本


藏扬州行宫天宁寺大观堂。清咸丰四年(1854)毁于太平天国战火。     


文宗阁本


藏镇江金山寺行宫。“先残于道光年英人”(《金山志·例言》,后毁于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战火。



二、文澜阁四库全书与保护


1.编纂起因: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初八,清高宗下谕:“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兹《四库全书》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如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皆有藏书之所。著交是库全再缮写全书三分安置各该处,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 并指明文澜阁由“圣因寺后之玉兰堂”改建。此是文澜阁之名、地点和起因。《四库全书》从供御览转向南三阁向社会开放。乾隆五十二年抄成,文澜本为36525册。


2.建阁


当时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浙江布政使署理织造盛住接旨立即前往勘察,见玉兰馆“逼近山根只九尺余,地势潮湿”,提出易址于“东迤下有藏书堂,现为藏贮《图书集成》之处,堂后地盘宽阔,其后照三楹,……堪以改建文澜阁” 。


圣因寺行宫原为康熙四十四年圣祖南巡时在西湖中孤山南面临湖建造之行宫。雍正五年世宗发谕旨,将行宫改成了圣因寺。主宫前部供奉菩萨,后部供奉圣祖牌位。乾隆间又在原行宫西面扩建,即今中山公园以西部分。


第六次南巡,四十九年三月辛丑到杭,游文澜阁,赐题“敷文观海”匾额。又《题文澜阁》诗:


四库抄成蒇次第,因之絜矩到南邦。


班佣此实官帑发,卢径彼殊众力扛。


衮钺必公慎取舍,淄渑细辨斥蒙庞。


范家天一于斯近,幸也文澜乃得双。


     《趣亭》诗:


文源取式逮文津,亦有趣亭栖碧峋。


寄语将来抄书者,文澜不外史经循。


《月台》诗:


叠石为山路不长,月台重肖米襄阳。


限于地异平湖好,登望微嫌似面墙。



阁亭等在咸丰中毁,光绪六年重建,水池假山仍是故物,又在阁东面增建一间“太乙分青室”,供士子借阅抄写之用。


3.特点


——纸张  南三阁本皆用“坚白太史连纸”,与北四阁所用开化榜纸不一。为何不用同一纸张,理由一是与北阁本“恐致牵混”,二是“许多士编摹誊录,在于光布流传,与天府珍藏,稍有不同,……以示区别”。此外,减轻开支也许是其中原因。太史连纸较开化榜纸稍差,白色偏黄,属于皮纸类,纸质略粗,但柔韧坚实,二百多年来,仍无什么变化。


——书幅  因其纸“尺幅较小”。


——抄写  北阁本逐一抄写,南三阁本一式三分。馆阁体恭楷。北阁本抄手从落选考生中选取,“自备资斧,五年期满给予议叙”。而南阁抄手则是“出示五城,广行招募”,“发给纸张,各写数行呈送”,经选择后录取,按字给价,一千字银二钱五分。


——印玺  文渊阁本首钤“文渊阁宝”大方印,末钤“乾隆御览之宝”。文溯阁本首钤“文溯阁宝”,末钤“乾隆御览之宝”。文津阁本首钤“文津阁宝”、又“古稀天子”,末钤“避暑山庄”、又“信天主人”。文源阁本首钤“文源阁宝”,末钤“圆明园宝”,又“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又“八征耄念之宝”。嘉庆续藏本钤印则不同,文渊本《八旗通志》首钤“文渊阁宝”,末钤“嘉庆御览之宝”。清高宗《御制文集御制诗集》首钤“夙闻诗礼凛心传”、末钤“太上皇帝之宝”。印皆小篆朱文方印。摛藻堂《荟要》首钤“摛藻堂”椭圆小印,末钤“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小印,皆朱文,又书尾衬页上钤“摛藻堂全书荟要宝”阳文方印。南三阁均钤“古稀天子之宝”;后宝均为“乾隆御览之宝”。前宝阴文,后宝阳文。南阁本印章较北阁本要小。“古稀天子之宝”7.3厘米见方,“乾隆御览之宝”5厘米见方。嘉庆续藏书《八旗通志》前印与北阁本不同,为“稽古右文之宝”,朱文方印,单边10厘米,后印为“嘉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单边8.9厘米。清高宗《御制文集御制诗集》印与北阁本同。


——装幀  原书七阁均用绢面,经史子集分用四色,北阁本由内府装潢,南三阁由江浙自己装潢。文澜本经部葵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淡蓝色、集部褐色。另北阁本《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皆用黄色,而文澜阁本则与集部颜色同。书匣各阁各具特色。文渊阁书匣用楠木,文溯阁书匣用樟木,文津阁书匣用楸木,《荟要》书匣用红木,南三阁书匣用楠木。文澜阁遭劫后,光绪间重新整理,改书匣为银杏夹板,绢面全都换成纸面。


4.遭劫


清咸丰十年、十一年(1861)太平军两次攻占杭州,文澜阁楼毁书散。杭州八千卷楼藏书楼主人丁申、丁丙先后避难逃到留下镇,发现摊上包裹纸为文澜阁《四库全书》,遂集丁壮人员乘夜前往文澜阁抢捡,直至书尽,将收到书藏于风木庵中。又用船运往上海。同治三年杭城为清军收复,运回杭州,藏于府学尊经阁。又四处收集残余之本,共得8389册(其中徐葵之收集549册)。光绪七年文澜阁重建后,搬回阁中。


5.丁氏补抄


光绪八年,丁丙发起并主持补抄残缺《四库全书》部分。以东城讲舍为基地,用八千卷楼与民间鄞郡范氏之天一阁、卢氏之抱经楼、钱塘汪氏之振绮堂、孙氏之寿松堂、海宁蒋氏之别下斋、山阴沈氏之味经堂、慈溪冯氏之醉经阁、长沙袁氏之卧雪庐、常熟瞿氏之恬裕斋、宣城李氏之瞿硎石室、钱塘吴氏之清来堂、仁和朱氏之结一庐、湖州陆氏之皕宋楼、金华胡氏之退补斋、丰顺丁氏之静持斋、南海孔氏之三十有三万卷堂 十七家藏书楼等之书补抄。历时十六年,抄成3103种,加上原抄,达34769册。书全部改装成四色纸面,用银杏夹板,易架为橱。


6.书阁分离


清末,西学东渐,宣统元年(1909)学部定各省建立图书馆。三年,浙江在原孤山行宫遗址毗邻文澜阁边建造图书馆,并将文澜阁与图书馆合并。民国元年落成,将文澜阁书移归图书馆藏,从此阁书分离。


1929年第一届“西湖博览会”举办后,在文澜阁地成立了西湖博物馆(浙江博物馆前身),文澜阁遂与图书馆分离。2001年成“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7.民国补抄


——乙卯补抄:1912年钱恂任浙江图书馆馆长,便编《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列出文澜阁所缺目,着手补缺书。同年11月去职赴北京。在京期间,借文津阁本进行补抄。自1915年(乙卯)起,历时八年,补抄33种(缺书13中,缺卷22种),购回原抄182种。


——癸亥补抄


1923年张宗祥任浙江教育厅长,即发起主持补抄。在京借文津阁本补抄,历时二年,补抄211种,2046册,又校丁抄213种 。此次所花银一万六千六百余元是浙江人募捐的。   


——甲戌补抄


1934年陈训慈长浙江图书馆时,借文津本补抄《三吴水考》八、九二卷1种,购回原抄《欧阳文忠集》《李义山诗注》等七种 。


8.抗战转移


抗日战争时期,为保护此书,对其进行了大转移。1937年8月4日140箱书船运藏富阳鱼山石马村赵宅。12月3日浙大派卡车1辆,“赖浙大卡车之功,分运三天”至建德北乡松阳坞。1938年1月再运至龙泉,存县城中心学校。4月间再迁贵州,在江山峡口,一辆车倾覆,十余箱书落水,经打捞翻晒,幸无大碍。4月30日抵贵阳,放置省立图书馆内。9月28日移至城外西郊一里地张家祠堂。1939年4月8日因日寇军机轰炸贵阳,再移距城八里的山上地母洞中。1944年12月8日至23日由六辆军用卡车运送至重庆青木关丁家湾9号教育部长公馆隔壁瓦房中。1946年5月15日租公路总局卡车六辆,警员11人武装押送回杭,路途中遇土匪,开枪驱散。八年余间艰辛备尝,多方出力,共护国宝。


1970年中苏珍宝岛边衅,为备战,文澜阁本又运往浙江龙泉,1976年返回杭州。


今天文澜阁《四库全书》以特制的樟木书箱保存在浙江图书馆恒温恒湿的书库中。


结语


文澜阁本作为南三阁仅存之本,与北阁本有着较大的区别,对《四库全书》的研究意义重大。文澜阁《四库全书》之所以劫后能残存九千余册,并补抄完整,是因与有丁氏兄弟、钱恂、张宗祥、陈训慈等于文化保护有拳拳之心志士的努力所分不开的,没有他们,将不会有今天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他们将载入史册,芳名长存。